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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培永 等：马克思恩格斯论霍乱疫情

[摘  要]  马克思、恩格斯在众多的文献中留下了关于霍乱的大量论述，涉及霍乱在各地肆虐带来的苦难，以及霍乱中的殖民主义、阶级矛盾、政治、战争等问题。19世纪霍乱在世界范围的流行，可以说是欧洲主导的资本全球扩张和殖民进程中的一个副产品。在霍乱传染和防治上，存在阶级问题，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了工人糟糕的卫生状况，带来了空气和水的污染，给霍乱这些流行病的暴发和传播提供了条件。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逻辑批判值得挖掘的一个方面。霍乱的解决需要政治力量的出场，需要凝聚社会力量，不能利用霍乱谋求政治利益、给政治对手泼污水，置人类社会突发的灾难于不顾而忙碌于打政治牌。马克思、恩格斯同情人民的遭遇，同样看到了人民的力量，相信只有依靠人民的力量才能战胜病毒。

[关键词]  马克思；恩格斯；霍乱；阶级矛盾；殖民主义；战争

 
19世纪初至20世纪末，大规模流行的世界性霍乱共发生8次，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有生之年一共经历了5次霍乱，他们虽然没有针对霍乱专门写过文章，但在众多的文献中留下了关于霍乱的大量论述，这些论述涉及霍乱在各地肆虐带来的苦难，以及霍乱中的殖民主义、阶级矛盾、政治操作、战争和起义等问题。重温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霍乱疫情的论述，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霍乱暴发时的社会状况，而且对于身处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我们如何更好地思考疫情相关话题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霍乱带来的苦难：“人一批批地死”
 
1839年，霍乱从孟加拉暴发，于1848传播到西欧，此次霍乱波及整个北半球，于1856年才宣告结束。马克思提到了巴黎、哥本哈根、伦敦、柏林、新堡等城市出现的霍乱，“巴黎是一片阴沉气氛。而且霍乱异常猖獗”，[1](P154)“霍乱病在哥本哈根闹得很厉害，已有4000人传染上了，至少有15000人要求发给离开丹麦首都的护照”，[2](P269)“在伦敦发现了肯定是亚洲霍乱的病例”，[2](P324)“霍乱已蔓延到柏林”，[2](P324)“在新堡已经开始流行”。[2](P368)
1854年8月31日英国爆发霍乱，马克思在9月13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描绘了一幅悲惨的社会景象：“目前，因为索荷区是霍乱的主要流行区，身无分文的状况，——且不谈家里的消费一刻也没有停止——就更令人难忍了；人一批批地死（例如，宽街平均每户死三个人），对付这种讨厌事情，最好的是‘食品’”。[3](P389-390)瘟疫的每一次出现，都不仅仅是对人们的健康和生命的直接侵犯，还一定伴随着经济停滞带来的生活必需品的贫乏。病毒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病毒出现带给人们的生存压力，经济停滞、食品短缺将导致人们难以生存。
在9月2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还写道：“现在已经大大减弱的霍乱流行病在我们这个区里之所以猖獗，是因为在６月、７月、８月敷设下水道时穿过了一些埋有1668年（好象是）鼠疫死者的坑穴”。[3](P391)这种说法是否科学还值得讨论，17世纪的鼠疫死者是否会影响到19世纪，它们携带的病毒会持续两个世纪之久吗？这点暂且不管，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的是社会的乱象。当时在英国还流传着“霍乱是人类的‘原罪’在作怪”，“霍乱是种族入侵的先兆”，“霍乱是‘恶臭的瘴气’”，“肮脏导致了霍乱的大肆繁衍”，“霍乱是地球蒸发产生的毒药”等说法，这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对霍乱缺乏科学的认知。
之前的霍乱虽然形势严峻，但并没有波及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家人。1864年，马克思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的妻子燕妮感染霍乱，来势凶猛，一度看来很危险。1874年，马克思的大女儿燕妮的孩子死于霍乱，马克思如此描述，“大约一个星期以前，我们遭到了巨大的不幸：燕妮（龙格夫人）的十一个月的孩子死了，这是个很可爱的男孩子。他死于无情的霍乱”。[4](P637)燕妮儿子的死让马克思深感惋惜，这一度影响了他的健康状况，他在给莫里斯·拉沙特尔的信中，再次提到这个悲痛的事实，“我前几次的信应当会使您相信，妨碍我完成这一工作的仅仅是身体的不适。我的健康状况由于我的家庭连遭不幸而更加恶化了：我们失去了龙格夫人的唯一的孩子，十个月的小天使，他突然死于霍乱；而我的小女儿身患重病已有好几个月了”。[5](P458)透过马克思对自身处境的描述，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内心的痛苦、无助和绝望，而这也是数千万霍乱患者的真实心理写照。要知道，马克思的一些作品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完成的，读马克思的著作，想到他写作时的社会环境，我们就更加明白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的伟大之处。

二、“Indian’s revenge”：“人类的灾难和罪恶互相影响的惊人的可怕的事例”
 
霍乱产生于印度，最初只在印度孟加拉地区传播，后来打破国界向欧洲、亚洲、美洲、非洲等地区传播，这与当时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制度有着密切联系，是诸多历史和现实因素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马克思说：“柴明达尔制度和莱特瓦尔制度，再加上盐税，同印度的气候结合到一起，就为霍乱这种毁灭性的灾难的流行造成了适宜的环境，这种灾难正在由印度向西方世界猛扑。”[2](P245)柴明达尔制度和莱特瓦尔制度是什么制度，为什么会起到这样的作用？它们是如何同印度的气候相结合为霍乱的流行造成适宜的环境的？
就自然环境而言，印度属于热带季风气候，全年高温，所以食物很容易出现腐坏变质，导致细菌滋生，印度每年都会发生规模性的传染病。印度孟加拉三角洲的自然条件本身就有利于霍乱弧菌的繁殖，而印度人自古以来就有生饮恒河水，并把排泄物和死者尸体抛入恒河的传统，因此，霍乱这种主要通过水传播的疾病在印度区域内极易蔓延。人们向恒河的朝圣活动也将霍乱病毒带到了周边的很多地区，感染霍乱的病人又不能及时得到隔离和治疗，在这样的条件下印度很容易暴发大规模霍乱。
柴明达尔制度和莱特瓦尔制度是英国人在印度推行的两种土地制度，在柴明达尔制度下，农民被剥夺了对土地的世袭使用权，变成拥有土地的柴明达尔的佃农。在莱特瓦尔制度下，英国殖民当局直接向农民征收占收成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土地税，后因农民无力缴税，欠税日增，土地逐渐转归商人高利贷者所有。这两种土地制度在不同的地方推行，虽然性质不同，但无一例外地带来的后果都是农民的“可怕的赤贫化”。
另外，英国东印度公司还垄断了印度的盐业，虽然印度是食用盐含量极其丰富的国家，人民甚至可以从土地里直接得到盐，但东印度公司的盐价却高于市场价格两倍。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实行的是“榨干性掠夺”，即榨干印度所有的财富，而不提供任何补偿，这种方式远超印度莫卧儿王朝时期的剥削制度。英国对印度的残酷殖民掠夺导致了印度人民的赤贫，整个国家的卫生状况恶化到前所未有的地步。
在19世纪以前，印度和外界的沟通远没有19世纪那样频繁，因此霍乱病毒并没有跨国界广泛传播。19世纪始，印度的封闭状况因英国的殖民统治而被打破，英国军队在整个印度快速频繁的活动为霍乱的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英国的殖民和贸易活动加强了印度与外界的联系，世界许多地区的种植园的资本家开始向孟加拉地区寻找廉价的劳动力，用以弥补奴隶制废除后劳动力的短缺，这导致了孟加拉地区的劳工大量流出。而此时的孟加拉是印度受霍乱影响最严重的地区，正是随着资本对印度的殖民和奴役的加深，孟加拉的霍乱最终走出印度。可以说，资产阶级的殖民扩张活动是造成19世纪霍乱全球性大流行的主要原因，从事殖民侵略的军队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加速了霍乱在欧洲的传播，导致西欧逐渐成为霍乱流行的重灾区，而由西欧前往美洲的移民又将霍乱带到了北美和拉丁美洲。
如果将霍乱大流行置于世界历史进程中来理解，可以说它是这一时期欧洲主导的资本全球扩张和殖民进程中的一个副产品。殖民统治为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资本积累“立下了汗马功劳”，也给他们带来了诸如霍乱这样的传染病的打击。这正应证了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复信中的评论：“霍乱是‘the Indian’s revenge upon the Western World’”[6](P423)（霍乱是印度向西方世界的报复）。19世纪在全球肆虐的霍乱不仅是天灾，更是人祸，是人的罪恶，如马克思所言，它是“人类的灾难和罪恶互相影响的惊人的可怕的事例”。[2](P245)

三、霍乱与阶级：“霍乱是穷人的疾病”？
 
霍乱肆虐，受折磨最深的莫过于穷人，病痛、失业、饥饿会将穷人的整个家庭毁灭。1830年，霍乱第一次到达西方，世界各地的人感到震惊和恐慌，但人们很快就发现霍乱的传播总是在工人、农民中进行，富人很少感染霍乱，死亡率也要低很多，一部分人便开始宣扬霍乱有着鲜明的阶级好恶，认为“霍乱是穷人的疾病”，穷人生活的贫民窟是霍乱滋生的温床。有些马尔萨斯主义者甚至认为穷人是“社会渣滓”，把霍乱看作是解决人口增长过快的一种有效方式。
对这一现象，恩格斯在1872年的《论住宅问题》中写道，“现代自然科学已经证明，挤满了工人的所谓‘恶劣的街区’，是不时光顾我们城市的一切流行病的发源地。霍乱、斑疹伤寒、伤寒、天花以及其他灾难性的疾病，总是通过工人区的被污染的空气和混有毒素的水来传播病原菌；这些疾病在那里几乎从未绝迹，条件适宜时就发展成为普遍蔓延的流行病”。[7](P212-213)但马克思、恩格斯看到的是，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了工人糟糕的卫生状况，并带来了空气和水的污染，给霍乱这些流行病的暴发和传播提供了条件。
他们对当时资本家政权的做法提出了批判，指出资本家政权并不在乎无产阶级的死活，不会积极主动地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这无疑是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值得挖掘的一个点。“资本家政权对工人阶级中间发生流行病幸灾乐祸”，[7](P213)“布勒斯劳市政委员会和政府眼看着那些失去生理上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而在济贫院中寻求庇护的不幸的人死于霍乱而无助于衷”，[8](P216)“印度的不列颠统治者对有关水利工程的一切事情抱着可耻的漠不关心态度”。[2](P476)透过霍乱，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阶级对立，看到了资本的罪恶，看到了资本家政权对工人、穷人生命的漠视。
然而，霍乱不仅只针对无产者、穷人，它也一定会传播到资产者、有钱人身上，“这些疾病最后终于从工人住宅区也蔓延到城市的贵族住宅区”，[9](P154)“越出原来的发源地传播到资本家先生们居住的空气清新的合乎卫生的城区去”，[7](P213)“后果总会落到资本家自己头上来，而死神在他们中间也像在工人中间一样逞凶肆虐”。[7](P213)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一样成为霍乱的受害者，“霍乱、伤寒、天花以及其他流行病的一再发生，使英国资产者懂得了，如果他想使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不致成为这些流行病的牺牲品，就必须立即着手改善自己城市的卫生状况”。[9](P370)
直到这个时候，资本家政权才开始着手解决问题，才开始投入到应对霍乱的事业中，“只是当瘟疫威胁着他们自己的时候，他们才注意到他们的残酷的慈善事业的牺牲者”。[8](P217)人们不再认为霍乱仅仅是“穷人的疾病”，它更是一种“社会病”，是日益恶化的公共卫生状况造成了霍乱的猖獗，穷人只不过是日益恶化的公共卫生状况的最大受害者，“霍乱具有阶级属性”的论调由此不攻自破。但还要看到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揭示的社会状况是，病毒面前也不是人人平等，在病毒传染和病毒防治上，确实存在阶级之分。无产阶级、穷人生活的糟糕环境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的，这样的生活环境带来了霍乱在穷人间的高传染率，而能够享受的医疗救治的有限性必然导致穷人的高死亡率，穷人成为病毒的主要受害者。从这个层面看，霍乱又是现实情况下的“穷人的疾病”。
 
四、霍乱时期的“政治牌”：“巩固自己的地位的时机”
 
霍乱的解决需要政治的出场，需要政府推出强有力的举措来应对。马克思、恩格斯关注到了霍乱时期的几个政治事件，说明政治在这个时候并不全是如此。1843年，马克思写了《摩泽尔记者的辩护》，用于答复莱茵省总督对《莱茵报》发表的两篇文章提出的无理指责。文章讲到，在霍乱暴发后，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乡镇长通过墓地压榨乡民的事实，“1832年，当我们这个地区也面临着霍乱流行的威胁时，魏斯基尔辛乡根据乡镇委员会的决议，以40塔勒的价格买下一块地皮，准备用来作为墓地，安葬那些霍乱病死者”。[10](P393)“后来，当霍乱流行的威胁已经消除时……乡镇长在乡镇委员会没有决定向他授权的情况下，仍然下令由乡镇出钱在那块花费40塔勒买下的、原定用作霍乱病死者墓地的地皮四周修筑一道围墙。”[10](P393)
乡民对于这种做法怨声载道，层层上访，事件最后惊动了时任总督冯·沙培尔，但最终的处理结果却是“政府可以调动乡镇长的职位；不过，决不能把这次调动看成是一种惩罚”。这是马克思生平第一次主动论及霍乱问题，从中可以看到地方政府利用霍乱进行的违规操作，看到当时存在的官民冲突，以及地方政府对民意的漠视。
1853年，霍乱再次席卷欧洲大陆，深受霍乱之苦的英国开始采取措施应对即将到来的“大敌”，“女王和枢密院已发布命令，指示今后6个月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防疫法的各项规定；伦敦和其他大城市正急忙准备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对付即将来临的灾难”。[2](P368-369)马克思看到了政府在应对霍乱疫情时的慌乱甚至束手无策，还看到了一些机构利用这个机会巩固自己的地位，这个机构就是英国联合内阁。“当1854年夏季霍乱在英国十分猖獗，在这以前一直受内务大臣帕麦斯顿监督的‘保健委员会’像塞瓦斯托波尔城郊兵营里的医务部门一样显得束手无策的时候，联合内阁认为设置一个新的内阁职位——保健委员会主席这个独立的职位——并用吸收‘激进的’本杰明·霍尔爵士参加的办法来巩固自己的地位的时机到来了。于是本杰明·霍尔爵士就成了保健大臣。”[11](P4)
本杰明·霍尔爵士一直在为自己谋求内阁职位，而因为在议会常会上提出了关于改善英国卫生警察组织的两个法案，他最后成为了联合内阁巩固自己地位的棋子。本杰明·霍尔上任之后，保健委员会尝试了五花八门的治疗方案，但是因为不知道霍乱的“症结”所在，凭空设想出的治疗方案无法做到“对症下药”，霍乱疫情的应对并没有多大进展。有进展的是，曾经在杂志上嘲笑过联合内阁和俄国沙皇的一个叫泰勒的人却在这本杂志上消失了，他被本杰明·霍尔安排为私人助理，这位保健大臣为联合内阁巩固地位立下了“汗马功劳”。不得不说联合内阁利用霍乱，同化了“激进的知识分子”，打了一手不错的“霍乱政治牌”，巩固了自身的统治。
马克思还讲到了英国一个极其狂热的仇俄分子乌尔卡尔特，他戏称，“如果我同意乌尔卡尔特先生的看法的话，我就要说，霍乱是被沙皇派到英国来执行一项消灭最后一点所谓盎格鲁撒克逊精神的‘秘密使命’的”。[2](P369)俄国沙皇不可能制造霍乱，更不可能将霍乱派遣到英国去执行“秘密使命”，这明显是马克思讽刺乌尔卡尔特的评论。乌尔卡尔特是何人？马克思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言辞讽刺乌尔卡尔特呢？在马克思看来，乌尔卡尔特在英国不止一次鼓吹召开反俄大会，这样一个人是不会放过任何机会来抹黑对手的。霍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借这个机会泼污水给俄国，达到反俄的政治目的。马克思因此有理由相信乌尔卡尔特会在霍乱疫情中这样看、这样干。马克思的戏称实际上是对打病毒政治牌的批判，这个时候所需要的是凝聚力量共同抗击霍乱，让人们早日摆脱霍乱的影响过上正常的生活，而不是利用这次霍乱给政治对手泼污水，置人类社会突发的灾难于不顾而忙碌于打政治牌。这个时候需要的是政治，而不是政治牌，是能有效应对疫情的政治，而不是利用疫情甩锅给其他国家、抹黑其他国家的政治牌。
 
五、被霍乱影响的战争：“在自然威力面前的退却”
 
19世纪是战争频发的时代，交战的士兵充当了霍乱传播的媒介，肆虐的霍乱又深刻地影响着战局的发展。霍乱对当时战争的影响，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关注的重要问题。1853年，俄罗斯与英国、法国为争夺小亚细亚地区权利而开战，战场在黑海沿岸的克里米亚半岛。这场战争也称克里米亚战争，是拿破仑战争以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战争，奥斯曼帝国、大英帝国、法兰西第二帝国、撒丁王国先后向俄罗斯帝国宣战。
霍乱是当时欧洲海军的主要威胁，马克思、恩格斯描述了霍乱在军队中传播的情况：“随着温暖而潮湿的天气的到来，克里木春季和夏季所常见的疾病又蔓延开来了。霍乱和间歇热又出现在联军的兵营里”，[11](P274-275)“整营整营的兵士躺卧在灼热的沙滩上，辗转于霍乱的痛苦之中”，[12](P540)“在行军期间因霍乱和痢疾丧失战斗能力的兵士则是偏见和无能的牺牲品”，[13](P629)等等。因为霍乱传播，在敌对双方的战争中甚至形成了一些奇特的作战方法，“让20万人静悄悄地躺在帐篷里等待堑壕挖成和死于霍乱及寒热病”，[11](P558)在有决定意义的围攻时刻，“２万英国兵和３万法国兵——‘两军的精华’——却停留在距这个要塞仅数日行程的地方，安详地衔着烟斗，准备同霍乱作斗争”。[12](P536)肆虐的疫情变成了左右战局的关键因素之一，克里米亚战争以俄方求和、签订《巴黎和约》而宣告结束，“俄军遭到失败还由于自己将领的昏庸无能，由于霍乱和热病的流行，以及由于威胁其左翼的联军和威胁其右翼的奥军对他们的精神上的压力”。[12](P396)
除了关注这场战争外，马克思、恩格斯还关注到了印度民族大起义。它爆发于1857年5月10日，当时在英属东印度公司服役的印度士兵因长期受英国的剥削，对英国的统治极度不满，从而揭竿而起，起义的主要领导者是章西女王和巴哈杜尔·沙二世。马克思、恩格斯对此次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给予了高度的关注，“霍乱”是他们笔下的高频词。
在印度大陆疯狂传播的霍乱，严重影响了英国军队，他们试图在德里市外保卫自己，免受传染。马克思写道，“关于德里的情况，我们得到截至7月29日为止的详细消息，并且还得到更新的消息，据说，由于霍乱猖獗，围攻军队被迫从德里城下撤退，而在阿格拉驻扎下来……同时，‘在德里地区又开始了霪雨季节’，这当然更加强了霍乱的威焰”。[14](P318)基于此，马克思认为，“英军兵营内发生了霍乱，雨季也已开始，因此围攻军队的撤围和退却，看来只是时间问题”。[14](P297)恩格斯认为，“对于印度人，甚至热带的霪雨和潮湿的密林都没有多大害处，而欧洲人在雨季或潮湿地带只要一劳累，痢疾、霍乱和疟疾便跟踪而来”。[14](P556)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霍乱肆虐的背景下，战争将会朝着有利于印度的方向发展，英国将会更大程度被肆虐的霍乱打乱阵脚。
1858年6月18日，英军发动总攻，章西女王战死，起义失去了强有力的领导者，1858年11月维多利亚女王宣言的发表，最终使封建主放下了武器。最后的战局虽然没能按照马克思的“美好的愿景”发展，但在霍乱的影响下，英印双方抗争的时间却被拉长了，英军不能迅速镇压起义的印度士兵，这对于刚刚经历克里米亚战争的英国来说并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印度起义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是它沉重打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1858年8月，英国议会通过法案，撤销了臭名昭著的东印度公司。
战争的最后结果受诸多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可以说在印度大起义爆发的那一刻，其最终的结局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注定的，马克思当然清醒地明白这个道理，马克思更不会为“霍乱”这个给无数人民带来痛苦和绝望的“世纪病”歌功颂德，因为“霍乱”和“战争”的结合只会更加加重人民的苦难，但马克思对受苦受难的印度人民寄予了无限的同情，一切有利于印度起义者的因素都会令马克思欣慰，他希望印度起义者可以取得这场战争的最终胜利，人民得到解放。
 
六、霍乱中的积极主体力量——人民
 
恩格斯还论及了在霍乱以及其他瘟疫中展现出来的积极主体力量。在1889年10月29日致威·李卜克内西的信中，恩格斯提到了一位叫哥特沙克的医生，“在我们离开之后，哥特沙克回到科伦（也可能是在我们离开之前不久），由于他过去为贫民治病出了名，当霍乱突然流行时，他便热心地重新为无产者病人免费治疗，结果自己得了霍乱而死”。[15](P292)因政治立场不合，哥特沙克于1848年5月退出共产主义者同盟，但是他在人民需要时免费为无产者治疗霍乱，最后因得霍乱而死，这一举动得到了恩格斯的认可和肯定。
恩格斯翻译过一篇不太容易被注意到的演说，它是赖德律-洛兰在法国选举改革派1847年11月7日在利尔宴会上发表的演说，译文公开发表于1847年12月18日《北极星报》第530号上。在这篇演说中，作者驳斥了对人民的污蔑，为人民的权利进行了辩护，为人民的力量进行了论证，有段话非常出彩：“如果发生一场从未见过的天灾，来势凶猛、席卷一切的特大洪水，熊熊大火，或者突然发生严重的霍乱，那么是谁会首当其冲去解救人类呢？是谁会忘却自己的家庭和妻子，忘却卧病在床、明天就可能死去的孩子呢？是谁会无代价地贡献生命，尽了义务就悄然离去，甚至不留下自己的名字呢？—— 人民！”[16](P388)恩格斯于1848年1月初发表评论：“这篇演说博得了热烈的掌声而且确是受之无愧的。我们衷心地为赖德律－洛兰先生的演说艺术在沙隆所获得的成功而高兴”，[17](P434)“我们认为‘改革报’对民主事业做了很好的贡献”，[17](P437)而此时的赖德律－洛兰正是《改革报》的编辑，是法国社会民主党在政治生活中的代表。恩格斯的评论不乏对赖德律－洛兰演讲的认同和赞美。
唯物史观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剧中人、剧作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变革社会制度、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在关于霍乱疫情的论述中，马克思、恩格斯同情人民的遭遇，同样看到了人民的力量，他们相信人民的力量。今天在全世界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同样是人类面临的世界性难题，要解决这一难题，需要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合作，也需要每个国家都能够为了人民的健康和生命权利，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来取得抗疫的胜利。中国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取得应对疫情的阶段性胜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将其作为一场全民战争来打，为了人民的利益、依靠人民的力量。我们应该相信、也必须相信，只有依靠人民的力量，才能最终战胜病毒，才能推动中国社会的进程乃至人类社会的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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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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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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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