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报党刊史的研究成果渐多但质量参差不齐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党和国家更加注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承、发展和研究，党报党刊则是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播、建设的重要载体，因此，学术界对于党报党刊的研究越来越重视，学术成果逐渐增加，无论是著作或是论文，抑或学位论文，都已然取得相当多的成果，甚至关于党报党刊研究的各类课题也有一些，这同党报党刊的历史地位及其重要影响越来越相近。百年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记载了中国共产党由幼年到成熟、由革命到执政、由部分执政到全面执政、长期执政的变迁过程，记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成长、发展的奋斗历程，见证了改革开放由开始到全面深化的巨大变化，见证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现代化的伟大成就。因而，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史研究，既要研究党报党刊自身的发展状况和变迁历程，以及报人群体、报刊思想、报刊发行管理等，即党报党刊的历史，更要研究历史的党报党刊，即借助党报党刊所提供的大量的丰富的资料，深化对中共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研究及其若干历史问题的认识。因而，新时代加强百年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史的研究恰逢其时、正当其需，不仅十分重要而且相当必要。
近些年来，学术界对党报党刊史研究的成果越来越多，固然可喜，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成果的质量参差不齐，尤其是缺少高水平和标志性的学术佳作。一方面，这是因为学界对这一领域的关注度不够、研究时间不长，尚需学界关注的积累和学者研究的积淀；另一方面，这同党报党刊的资料整理不足、党报党刊史研究的方法论尚未形成、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尚未建构等各种因素相关。因而，首先，要全面梳理和整理丰富的党报党刊资料，特别是民主革命时期大量的党报党刊，因创刊和保存时间久远，既要考虑对这些党报党刊全部影印出版，也要谋划电子化数字化的处理，以及建立相应的党报党刊数据库，更好地为学界开展研究提供较为全面而基础的资料。其次，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史研究的资料，除了党报党刊文本之外，既需要结合中共中央文献和党报党刊编辑及主要撰稿人的档案、文章、日记、回忆录、传记等“他者”文献材料，也要参照国民党方面和其他国家的相关材料相互参证进行学术研究，这样，基于资料的丰富、多元的支撑，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史的研究更能无限趋近于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更能提升学术成果的深度和厚度。再次，党报党刊的主编、编委会、主要撰稿人等是研究党报党刊史的鲜活材料，通过他们可以了解到文字之外的关于党报党刊背后的故事。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民主革命时期党报党刊的编撰群体大多已不在人世，这就需要通过走访其家人及后人，搜集有关个人档案，进行口述采访；对于目前健在的有关编撰群体，更要组织力量进行访谈，抢救口述材料，从而为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史的学术研究提供多样化的珍贵资料。
同时，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史研究的方法论或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既同中国近现代报刊史或中国共产党新闻史有相近之处，但更有其自身的独特之处，不能简单地沿袭报刊史或新闻史研究的方法论或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但又必须借助于这些研究的方法论，从而在研究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史的探索和实践中建立起自身的方法论，这应当成为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史研究必须十分重视的问题，也应该是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史研究成果提高学术质量必须解决的重要学术话题。
二、党报党刊史的个案研究较多但整体研究失衡
从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史研究已经取得的成果来看，有些党报党刊的个案研究成果较多，如《新青年》《红色中华》等，成果的数量相当多，研究的内容较广泛，这是党报党刊史研究好的积极的方面。当然这种个案研究是越多越好，可以更加充实和扩大党报党刊史研究的内容和范围。然而，与某些党报党刊研究成果较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还有部分党报党刊鲜有研究者问津，存在着党报与党报、党报与党刊、党刊与党刊研究的不均衡性。具体表现为：民主革命时期的党报党刊研究成果较多，新中国后的党报党刊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民主革命时期国内政局相对稳定时段的党报党刊研究成果相对丰硕，中国共产党处于地下状态时创办的党报党刊研究成果则相对不足；同一时段的党报研究成果相对厚实，党刊研究成果则相对薄弱；中央层级的党报党刊研究成果相对密集，地方层级的党报党刊研究成果则相对较少。
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史除了个案研究的不均衡以外，其整体性研究也有失衡的不足。当前，学术界对党报党刊史的整体性考察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国新闻通史的成果对党报党刊史的整体性考察，将党报党刊史作为中国新闻史的一部分，对党报党刊史的主要内容和发展情况虽有比较系统的论述，但并没有单独地开展系统性研究。[1]另一类是以党报党刊为研究对象的整体性考察，对不同时期的具有代表性的党报党刊基本情况进行介绍或爬梳，但同样缺少深入研究。[2]以整体的、全面的、大历史视角，从中共党史党建、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学和新闻传播学对百年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史进行关注，克服既有研究的片面化倾向，借助百年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史的研究揭橥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历史的复杂面相，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加强党报党刊史的整体性研究，既要克服既有研究中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党报与党报、党报与党刊、党刊与党刊研究的不均衡性，也要克服将百年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史的具体内容和管理发行体制、编撰群体及报刊思想割裂开来的不足，总而言之，既要关注作为“物”的党报党刊的发展，又要关注作为“制”的党报党刊的管理发行体制的演变，还要关注作为“人”的党报党刊编撰群体及报刊思想，从而详人所略、略人所详，加强薄弱环节的研究，弥补百年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史整体研究失衡的不足，实现百年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史研究的整体性和全覆盖。
应当说，百年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史是中国近现代报刊史、新闻史和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现有的中国近现代报刊史、新闻史和文化史研究著作中，党报党刊的内容一方面占比太少，另一方面缺乏深度，这和百年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史的历史地位、重要价值极不相符。因此，整体梳理百年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史，有利于弥补党报党刊整体性研究的不足，构建更加完整的党报党刊史学术研究体系，充分体现百年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巨大作用，也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丰富和深化中国近现代报刊史、新闻史和文化史的研究。
三、党报党刊史的研究视角多元但研究方法单一
目前来看，研究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史的视角主要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共党史、新闻史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角关注了党报党刊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系等；中共党史视角关注了党报党刊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国共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苏区政权建设、抗战及政治动员、历史纪念及政党、国家形象塑造等发挥的作用；新闻史视角则从报人群体形象、发行管理体制、编撰群体和报刊思想等方面对党报党刊给予关注。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党报党刊的重要使命，堪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主要载体，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视角使用最多、成果最丰也是应有之义。必须指出，这些多元化视角的研究，丰富了党报党刊史的研究成果，深化了对党报党刊史的多维解读。
尽管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史研究视角各有不同，但突出表现是研究方法较为单一。基本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运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中共党史主要运用的是政治学的方法，新闻史主要运用的是新闻学和传播学的方法。举例而言，仅以单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角研究百年中共党报党刊史，就容易导致简单化、片面化，难以借助百年党报党刊揭开历史的复杂面相。事实上，党报党刊内容丰富，包罗万象，运用任何单一学科的研究理论和方法，都难以避免其局限性，都无法还原或接近历史真相。因此，要避免单一视角的研究，就需要综合运用档案文献学、历史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新闻传播学等多学科研究理论和方法，进行跨学科综合性研究，这既有利于党报党刊史研究取得更加丰富的新的学术成果，并且能够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成为党报党刊史研究新的生长点，又有利于提升研究成果的学理性和学术性、创新性。开展跨学科研究，是学术研究的重要趋向，就党报党刊史的跨学科研究而言，一方面，个人的学术研究，必须要有跨学科的意识和行为，可以适当学习和借鉴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理论和方法，这有助于拓展研究视角和提出新观点，另一方面，作为史学研究者，更要主动和其他相近学科多进行交流、沟通和合作，各展所长，合力推进党报党刊史的深化研究。
事实上，回顾百年中国共产党历史，党报党刊几乎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形成和具有中央一报一刊有力配合的发展格局及重要特点，且在不同阶段、不同地域的党报党刊的主要内容、传播方式和历史使命都不尽相同。因此，运用比较的研究方法，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党报党刊进行比较研究，将同一时段、同一地域的党报和党刊进行比较研究，更能凸显出不同党报党刊的特色所在，从而提升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
百年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的发展史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不乏失败或挫折的教训，但更有在国内外复杂的社会背景下艰难求索、完成党的任务的成功经验。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是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在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依然复杂，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研究和总结百年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史，无疑能为复杂环境下党报党刊更好地发展和发挥作用提供历史的借鉴和参考，尤其是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方面，党报党刊只要大胆作为，一定大有可为。而这离不开从百年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史中汲取营养与智慧、总结经验与启示。所以，新时代加强百年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史研究，必将是中共党史研究重要的学术生长点，必将能够取得更多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原创性成果，从而真正改变党报党刊史研究成果质量参差不齐、整体研究失衡及研究方法单一的现状。
注释：
[1]梁家禄等著的《中国新闻业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和谷长岭等编著的《中国新闻事业史》(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中，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的创刊背景、主要内容和发展概况进行了一般性介绍；李龙牧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报党刊的主要内容和历史作用多有提及；方汉奇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三卷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1999年版)、黄瑚的《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白润生的《中国新闻通史纲要》(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丁淦林的《中国新闻事业史(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和王润泽的《中国新闻传播史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等，囊括了新中国的新闻事业，其中对党报党刊进行了历史考察，较为全面地论述了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诞生、发展与壮大，探讨了新中国后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建立与发展，但对党报党刊其他大量丰富的内容涉及不多。
[2]方克主编的《中共中央党刊史稿》(上下卷)(红旗出版社1999年、2000年版)，主要聚焦中共中央党刊，论述了不同历史时期各中央党刊的基本概况，介绍了党刊创办人或负责人的风采，总结了办刊经验，肯定了党刊作用，但缺少对中央党报的研究。钱承军的《建国前中国共产党报刊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年版)，列举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新中国前不同阶段的具有代表性的300多种党报党刊，梳理了中国共产党报刊工作的产生、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但缺少对新中国后党报党刊的阐述，也缺少对党报党刊中具体内容的深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