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本支配着资本主义世界的现代化进程。金融资本是支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总资本，是从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银行资本等职能资本的集中、垄断和相互融合中产生的大货币垄断资本。金融资本支配着产业链、商业链和信用链,对产业、商业和信用进行不断变革,推动着资本集中、劳动社会化和世界市场的发展，这是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的一面，但另一方面，金融资本又在垄断的基础上，建立一套寄生性的积累机制，这是通过定价权、地产金融、投机国债、制造和利用危机，通过支配国家公共政策、支配货币发行权等途径而实现的。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延申到后发国家，和后发国家历史上延续下来寄生性生产关系相结合，表现得更赤裸、更集中、更反动。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是阻碍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制度症结。

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的基本内涵

在资本的积累中，包含着相对于前资本主义的更理性化的人格权，更理性化的经济、政治、国际关系等，这些更理性化的内容，被研究现代化的理论家提炼出来，作为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的内容，例如，马克斯·韦伯就用“理性化”概念来概括现代性的特征。

第一，资本主义现代化包含着相对于前资本主义的更理性化的人格权。生产方式决定着生活方式。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把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区别概括为“共同体”与“社会”的区别，古代人生活在血缘的、地缘的、精神的共同体之中，而现代人则生活在社会分工之中，生活在城市的、民族的和世界主义的生活关系中。迪尔凯姆也把分工和个人主义的兴起看作是现代社会区别于自然经济时代的基本特征。自然经济时代人们生活在周围几公里之内的熟人社会之中，生活在家族、亲朋伦理关系之中，男权、夫权，父权、王权，仁、义、忠、孝等社会伦理关系塑造着个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个人不是从理性中取得一种普遍的人格权，而是在伦理实体中获得一个伦理身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瓦解了自然经济和血缘共同体的社会基础，把个人从血缘宗法关系、等级身份制中解放出来，奠定了人人享有同等人格权的观念。在这种平等的人格权中，每个人的生存权、名誉权都不容侵犯，每个个体有免于恐惧、免于饥饿、免于匮乏的自由，每个个体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就公共事务表达意见的自由。现代社会在个体人格平等的基础上以个人之间的契约关系代替了人与人之间的身份等级关系。

第二，资本主义现代化包含着相对于前资本主义的更理性化的经济生活。在韦伯看来，现代性意味着科学理性的精神，意味着强烈的“目的理性”。资本重视现实的利益，并通过新教伦理、敬业和责任、精确计算、精心谋划、专业分解、分工协作、成本核算、复式簿记制度、科层化管理、合约履行、合法获利等来实现。黑格尔把市民社会定义为以普遍性为手段的特殊利益体系，在市民社会中，个人追逐自己的特殊利益，但是追逐特殊利益的手段有普遍性。私人利益当中包含着私人作为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在为人类自由创造条件的一面。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要赚取利润，需要提供价廉物美的商品，需要引领价值革命，引领生产、流通革命，否则就被竞争淘汰了。资本主义使科学技术取得了商业价值，从而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本身具有人本主义的性质，它使自然界人化，使人化的自然界更符合人类的需求。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是直接劳动时间的缩小，它还包含着个体与类、个体与他人、个体交往关系的改进。在信息技术、平台经济、数字经济当中应该看到，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的类能力表现为无主体的权利，减少了权力异化关系。例如，工业物联网使成百上千家企业能够与网络相联系，每个企业、每个工场甚至每个个体劳动者，都可以是一个信息终端。在这样一种信息终端之下，每一个劳动者能够了解整个工序的进程，自己的优势，每一时段的报酬，能够通过对比来了解别人的工作进程、效率，从而可以根据普遍的尺度来自我激励。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消除权力的异化提供了条件，例如，信息技术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就体现了这种趋势。通过信息技术把数百万的案例、法条直接集成到法律机器人中，这种机器人可以提供给法院、社区，给每个法律纠纷的当事人提供直接的服务，这样当事人就直接通过这样一个数据平台与法律文明积淀下来的成果进行打交道。一般民事案件通过利用法律机器人中的一些案例，可以自行调节和解决。民事纠纷的当事人可以通过把自身案件与数据库的案例加以比较，直接协商出解决方案，或者通过法官现场调节与线上调节相结合的方式，大大提高案件裁决的准确率和接受度。民事案件的当事人通过法律机器人自行调解和解决，这样就削弱了律师、法官和司法机关的权力，法律的权威表现在法律机器人这样一个为人服务的客体上，这就为消除主体权力的异化准备了更坚实的条件。

第三，资本主义现代化包含着相对于前资本主义的更理性化的国家。现代性意味着国家从特权等级的国家中解放出来，变成形式上的公共权力。在形式上，国家变成了从属于社会公共利益的公共国家。现代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宗教不再是国教，也不依据国家来打击异教徒，宗教变成了世俗化的信仰。在西方现代化的进程中，一个重要主题是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意味着两个方面的内涵：首先，市民社会的发展；其次，消除散布在社会中的局部主权或半主权，例如，消除领主、教会所掌握的司法权、征税权、军事权等公共权力。罗马帝国解体之后，中世纪的欧洲陷入混乱。四分五裂的封建主义，到处是税收关卡和壁垒。在市民社会发展的推动下，分散的公共权力应该集中起来。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霍布斯的《利维坦》等著作，都强调加强君主集权。英国从都铎王朝到伊丽莎白一世的一百多年间，历代王朝都在削弱贵族，推进中央集权。中央集权消灭贵族等级，解散贵族的家兵，摧毁其城堡和关卡，把国家的军队布置的全国，根据才能和贡献选拔官员，建立文官制度。韦伯把集权官僚制看作是现代性进展的一个重要成果。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韦伯概括了现代的“法理型中央集权制度”的特征：官员服从法理权威，服从纪律，把公职和私人身份区别开来，依据职位高低或工作业绩取得相应薪水等。和中世纪的政治秩序相比，中央集权制提供了统一的度量衡、统一的货币、统一的国内市场、统一的法规、稳定的社会秩序，为民法和商法的推行提供了政治环境，庇护和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第四，资本主义现代化包含着相对于前资本主义的更理性化的国际关系。马克思指出：资本的概念当中包含着世界市场。资本的全球积累改变了国际关系的性质。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国际关系，战争是正常的交往形式，尊重主权往往只是因为战争出现均势的结果。在资本主义时代，正像在市民生活中彼此承认主体地位、契约关系一样，在国际关系上，也一样。资本主义的现代国际关系承认国家主权和国家之间在国际法中、在国际契约关系中的平等地位。在西方现代化理论家看来，国际关系的现代性规范起源于17世纪三十年战争结束之后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创立了以国际会议解决国际问题的先例；和会肯定了格劳修斯所提出的国际法原则，即国家主权、国家领土和国家独立的原则；和会承认了德意志各诸侯国、荷兰、瑞士等享有独立主权；和约规定，缔约国不得破坏和约条款，对违约国可实施集体制裁；和约使国际法脱离神权束缚，打破了罗马教皇神权的世界主权论，规定新旧两教享有同等的权利；和约规定各国之间建立了常驻使节制度，使各国之间的诉求和矛盾可以及时通过协商等途径解决。这些国际关系规范，可以看作是从与个人契约关系相同的原则中引申出来的国家之间的契约规范。

第五，资本主义现代化吸收了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文明成果并加以更理性化的改造。现代化是世界性的进程，西欧的现代性是聚集了世界范围内各种现代性因素而融合出来的。布莱克在《现代化的动力》中指出，人类历史共发生了三次“革命性的转变”:第一次是大约在10亿年前人类社会的产生；第二次是大约7000年以前农耕社会的出现；第三次是在公元1500年前后开始的现代化进程。康德把人类历史比作个人的历史，分为幼年期、青年期和成年期三个阶段，而启蒙时代开始了成年期以“理性”为主导的阶段。黑格尔认为历史是“精神”运动的历史，“绝对精神”由东方到西方，最后在日耳曼世界达到“现代”，实现了自身的“自由”本性。孔德把人类历史分为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科学阶段。从时间维度上，西方现代性的兴起继承了西方自身历史上所发展起来的文明成果。从空间上，西方现代性吸收和发展了其他地区的文明成就。例如，古代中国的造纸、火药、指南针等发明，对西欧科学技术发展以及航海开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古代中国的制度文明，也对西方的现代化进程起过积极影响。莱布尼兹、伏尔泰、孟德斯鸠、托克维尔都对中国古代帝国的治理方式进行过赞誉。德国也最先把科举考试搬到西方而改造成现代文官考试制度。韦伯把集权官僚制和科举考试看作是理性化的事物。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说：“很显然唐宋时期以至马可·波罗时代的中国就其幅员和成就而言都比同一时期中世纪的欧洲要文明得多。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多少主要的成果从中国传入欧洲，而不是从欧洲传入中国：首先是经过中亚直到罗马的丝绸贸易；其次是来自中国的一大批发明——传播文化的纸和印刷术、便于保持洁净的瓷器、汉代军队所用的弓箭、铸铁、运河的闸门、手推车、在海上行船的舵、航海用的罗盘、火药以及其他各种发明。与这些物质文明相对应的还有中国的先进的官僚政府形式，其中包括文官考试制度，更不用谈像绘画这样的艺术了。”[注释：［美］费正清、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陈仲丹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47页。]由于聚集了广泛的现代性因素，西方发展起资本主义时代的新文明。

西方现代化理论家所概括的上述现代性的内容，马克思主义者也是承认的，马克思主义只是认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内容不是绝对的，不是人类理性的终极表现，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相对的历史进步性的表现。资本除了包含上述这些理性化的内容之外，还包含着深刻的内在对立关系，尤其是资本发展到金融资本之后，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金融资本与社会利益的对立，也是内在地包含在“现代性”之中的。

 二、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制度症结

金融资本及其所支配的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推动了全球化，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变革，但是，金融资本也建立起一套剥夺性、寄生性、投机性的积累关系。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生产关系延伸到后发国家。在后发国家，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建立在对核心资源和核心产业、对商业组织、对后发国家银行和信用体系、对后发国家财政和国债支配的基础上；金融资本还调动后发国家历史上遗留下的寄生性生产关系。

第一，金融资本在后发国家的寄生性积累建立在对后发国家核心资源和核心产业支配的基础上。金融资本垄断了高科技，垄断了石油、矿山，垄断了重工业、交通运输业，控制了主要的轻工业。在旧殖民主义时代，金融资本帝国对后发国家的经济控制，对我们理解新殖民主义时代金融资本帝国和后发国家的经济关系，仍然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因为旧殖民主义体系解体，在诸多地方只触动了金融资本帝国的政治统治形式，而其经济统治形式往往没有经受多大的触动。例如，在旧中国，“外国资本主义 1936 年控制了煤产量的 55.2％和新法采煤量的77.4％；1937 年掌握冶铁工业的 95％，1936 年掌握石油工业的 99％，发电量的 77％。在交通运输方面，外国资本 1936 年掌握铁路总长度的 88％；1930 年即已掌握外洋航运和国内航运吨位的 81.2％。”[ 沙健孙.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3(05):43-46.]在近代中国，皖系军阀段祺瑞向日本借款，以东北金矿、森林，东北、山东铁路等为担保，通过这样的途径，大量的自然资源就落入金融资本的手中。

第二，金融资本在后发国家的寄生性积累建立在对商业经营组织垄断的基础上。在近代中国，外国金融资本控制了中国沿海和内河主要航道的航运业。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开设洋行，到19世纪90年代，这类洋行已达500多家，规模较大的有英国的怡和、太古、沙逊洋行，德国的礼和洋行，美国的旗昌洋行等，它们垄断进出口贸易。“1911年，全国9618.1公里铁路中，由外国控制的达8952.5公里，占93.1%;而中国自主修筑的铁路只有665.6公里，仅占6.9%。资本-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对中国铁路的控制，不仅攫取巨额利润，获得铁路沿线的许多经济权益，而且还由此从政治上、军事上取得对这条铁路及其沿线地区的控制权，确立和扩大自己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与此同时，外国资本还控制了中国沿海和内河主要航道的航运业。据海关报告，在各通商口岸进出的中外轮船的总吨位中，1877年，中国占36.7%，外国占63.3%；到1907年，中国只占15.6%，外国占了84.4%。1911年长江航线轮船吨位中，外资的太古、怡和、日清三个轮船公司就占了83.8%,而中国的轮船招商局仅占16.2%。至于远洋航线，则几乎全部为外国轮船公司所垄断。”[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29页。]除了外国金融资本，国内也发展起来具有官僚买办性的金融资本。民国时期，孔祥熙家族独资经营的祥记商行专门贩卖匹头、煤油、颜料等洋货；宋子文家族经营的华南米业公司享有洋米进口免税、垄断洋米运销的特权。

第三，金融资本在后发国家的寄生性积累建立在对银行和资本信用支配的基础上。外国金融资本积极经营后发国家的资本业务。早在1845年，英国在中国就开设了第一家银行东方银行。德国、日本、俄国、法国、美国等国家纷纷效尤。这些外国银行经营利用和滥用信用，进行商业投机、工业投资、发行纸币、操纵汇价。外国金融资本动员发达国家乃至全世界范围的过剩资本，对后发国家进行有计划的资本输出。国际金融资本经营政治性贷款，把国际过剩资本组织起来，经营后发国家的国债，使后发国家陷入金融依赖之中。在殖民帝国时代，金融资本是宗主国开拓殖民地的急先锋。在后殖民主义时代，金融资本也利用第三世界国家的财政金融危机，强迫第三世界国家出卖关键资源、优质资产。国际金融资本向第三世界国家组织有计划的投资，控制第三世界的工业命脉和关键资源。国际金融资本利用自身的信用垄断地位，利用汇率波动，利用和制造危机，从第三世界卷走巨额财富。国际金融资本还与后发国家自身的金融机构相互结合，在第三世界国家培植代理势力。国际和国内金融资本的联合统治，给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压上了沉重的负担。北洋政府时期，交通银行具有代理国库、发行纸币的特权，为北洋政府经理外债、内债和税收。后来的国民党政府将原北洋军阀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控制起来，又成立了中央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它们被赋予经理国库、发行兑换券、铸发国币、经募内外公债等项特权。发行“法币”，是四大银行完成其金融垄断的有决定意义的步骤。无限制地发行纸币，是国民党政府解决财政危机、发展官僚资本的主要手段。滥发纸币，造成了通货的恶性膨胀。到全国解放前夕，物价飞涨如脱缰野马。物价飞涨为官僚资本家进行买空卖空、囤积居奇、制造黑市等投机活动大开了方便之门，使一般工商业者的经营条件遭到破坏、走向破产。

第四，金融资本在后发国家的寄生性积累建立在对后发国家财政和税收支配的基础上。在旧殖民主义时代，金融资本帝国控制了中国海关，对近代中国进行赔款和财政勒索。甲午战争后，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强迫中国赔款2亿两白银，再加上“赎辽费”和威海卫日军“守备费”共23150万两，相当于清政府3年的财政收入。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签订了《辛丑条约》，规定赔款高达4.5亿两白银，39年还清，本息合计，高达近10亿两之巨。金融资本帝国还迫使中国举借外债来偿付这些赔款。为了对外支付巨额赔款等，在清朝的最后几年里，各种旧税一次又一次被追加，农民担负着沉重的田赋、盐税以及各种杂税。马克思曾分析法国金融资本的统治，指出：“国家财政赤字，正是他们投机的对象和他们致富的主要泉源。……每一次新的公债都使金融贵族获得新的良好机会去盘剥经常被人为地保持在濒于破产状态的国家，因为国家不得不按最不利的条件向银行家借款。此外，每一次新的公债都使他们获得新的机会，通过交易所活动来掠夺一般投资于公债券的大众，而这种交易所活动的诀窍，是政府和议会多数派议员所通晓的。一般说来，银行家和他们在议会中和王座上的同谋者由于利用国家信用的不稳定状态和掌握国家的秘密，才有可能制造公债券市价的突然急剧的波动，这种波动每次都要使许多较小的资本家倾家荡产，使大投机者难以置信地暴富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1页。] 国家负债状态既是国家公债制度的原因又是它的结果，国家的贫困和金融资本的掠夺互为因果，相互强化，使金融贵族暴富起来，而是国家日益贫弱。

第五，金融资本在后发国家的寄生性积累建立在对前资本主义残留下的经济政治关系的巩固上。金融资本还调动起后发国家的各种前资本主义的落后的社会关系。“一般来说，大地产与金融贵族结成联盟，是一种正常现象。英国就是一个证明，甚至奥地利也是证明。”[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3页。]金融贵族购买土地，参与地租的瓜分，而土地贵族也实际参加了一切交易所投机、矿山投机和铁路投机生意。“在波旁王朝时期进行统治的是大地产连同它的僧侣和仆从；在奥尔良王朝时期进行统治的是金融贵族、大工业、大商业，……英国的托利党人曾长期认为，他们是热衷于王权、教会和旧日英国制度的美好之处，直到危急关头才被迫承认，他们仅仅是热衷于地租。”[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9页。]拉美国家曾流行军阀、大地主和教会三位一体的考迪罗政治形态。在拉美国家政治权力结构中，专制主义、裙带关系、庇护-被庇护关系、家长制作风、贵族主义相互渗透，家族、种族、宗教、地方、宗派等特殊势力相互结合，国家能力虚弱，腐败盛行。拉美所形成的“官僚威权主义”(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的政府，具有如下特征：国家的主要社会基础是上层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排斥民众；政府采取严厉的措施限制工人罢工和工会的活动，把大众从大资产阶级的合作体制中排斥了出去；利用政治高压的手段限制工人斗争，推行低工资制。他们用“享有特权的”、“裙带关系的资本主义”、“密友资本主义”等概念来形容拉美国家的资本主义。拉美的农村问题的症结在于其大地产制不能改变，而这种土地制度具有数百年的历史。拉美的大地产占有制度是在葡萄牙、西班牙殖民地时期形成的。拉美国家独立后的一段时期内，土地占有又进一步集中化。巴西没有进行过有效的土地改革，基本上保留着传统的大地产制。拉美属于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地区之一，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相当严重，广大农村人口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秘鲁学者马里亚特吉曾指出，北美殖民地只允许殖民者占有自己能够开发的土地，拉丁美洲却实行大授地制，英国给予北美殖民地的是资本主义的酵母，而西班牙、葡萄牙给予拉丁美洲的是封建主义的酵母。毛泽东指出：地主阶级与买办阶级的生存与发展已经完全附属于帝国主义，因而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金融资本在后发国家所建立、培植、调动和巩固的上述寄生性生产关系是阻碍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制度症结。

三、新自由主义道路无力破解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制度症结

二战结束后的一个时期内，1950-60年代美国“自由主义现代化理论”流行起来。1970年代末以后，经过“里根-撒切尔革命”，新自由主义更风靡全球。1980年代之后，出现了一个全盘自由主义化的思潮。新自由主义的法权自由观念遮蔽了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新自由主义的自发秩序放纵了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新自由主义所设计的中性国家、最小国家强化了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国际秩序加剧了国际金融资本对后发国家的统治，新自由主义所承诺的现代化道路把后发国家引向了现代化的陷阱。新自由主义道路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强化了金融资本所建立、加强和巩固起来的寄生性生产关系，强化了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制度症结。

第一，新自由主义的法权自由观念遮蔽了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自由主义是一种没有解决“物质利益难题”的自由哲学。自由主义谈论人类自由时撇开了私有财产中的矛盾。例如，康德谈论自由时，回避了物质利益问题，因为一谈物质利益，所看到的就是利益的博弈、对立、冲突等等，所以就把物质利益撇开。罗尔斯也是这样谈自由的，罗尔斯是在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的假设下谈自由秩序的原理的。自由主义从抽象的个体中演绎出抽象的个体权利，演绎出个体之间抽象的权利关系。自由主义对现代性做抽象的理解，把资本主义社会仅仅理解为契约社会、公民社会，它从资本的运动中只提取形式自由，只看契约关系的形式，不看契约关系的内容；它契约中的内容抽象掉，只看到契约关系中形式平等的一面，而不看契约关系在内容上的不平等的一面。在自由主义看来，拿劳动力来参与交换契约的劳动者，拿自己劳动产品来参与交易契约的小商品生产者，拿商品资本来参与交易契约的产业资本家，拿地产来参与交易的地产商，拿股票来交易的银行家，这些人都有一个共性，即都是经济人，都是契约的主体，参与的都是平等的交易，在交易中没有任何一方强迫一方。自由主义看不到，在交易中虽没有基于人身的强制，但是有物的强制，有主体的物化和物的主体化。自由主义者不看交易中的具体内容。自由主义抽象地看待现代社会，把现代社会只看作是契约自由的社会，把现代社会的关系只看作是抽象个人之间的外在契约关系。实际上，在契约关系背后，发展起来的是商品、货币、资本、金融资本的权力。自由主义是金融寡头的意识形态，契约自由最有利于金融寡头的统治。金融寡头每一笔生意都是符合契约自由、符合形式自由的。新自由主义的形式自由观念，把金融家看作和一般劳动者是同等的契约主体，遮蔽了金融资本的统治，遮蔽了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

第二，新自由主义的自发秩序放纵了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新自由主义所承诺的富足社会，在金融资本支配下变成了贫富深刻对立的社会。在拉美，从1930年代到1960年代中期，通过政变上台的军人政权鼓励私营经济，控制国营企业。1980年代陷入十年停滞之后，1990年代初拉美国家开始了以国企“私有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苏联解体之后，新自由主义为俄罗斯设计了“休克疗法”的私有化改革方案，这一转型非常残酷。新自由主义使各种公共的生产资料落入私人寡头手中，放纵了金融资本寄生性生产关系，使劳动者、工薪阶层、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一落千丈。在后发国家，金融资本还特别以债务奴役的形式剥夺这些国家的大量小生产者。对此，马克思曾对金融资本对法国农民的债务奴役进行过精彩的分析：“第一次革命把半农奴式的农民变成了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之后，拿破仑巩固和调整了某些条件，以保证农民能够自由无阻地利用他们刚得到的法国土地并满足其强烈的私有欲。……只经过两代就产生了不可避免的结果：农业日益恶化，‘拿破仑的’农民负债日益增加。所有制形式，在19世纪初期原是保证法国农村居民解放和致富的条件，而在本世纪的进程中却已变成使他们受奴役和贫困化的法律了。”[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9页。]“在19世纪的进程中，封建领主已被城市高利贷者所代替；土地的封建义务已被抵押债务所代替；贵族的地产已被资产阶级的资本所代替。农民的小块土地现在只是使资本家得以从土地上榨取利润、利息和地租，而让农民自己考虑怎样去挣自己的工资的一个借口。法国土地所负担的抵押债务每年从法国农民身上取得的利息，等于英国全部国债的年债息。受到资本这样奴役的小块土地所有制（而它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招致这样的奴役）使法国的一大半国民变成穴居人。……资产阶级制度在本世纪初曾让国家守卫新产生的小块土地，并对它尽量加以赞扬，现在却变成了吸血鬼，吸吮它的心血和脑髓并把它投入资本的炼金炉中去。拿破仑法典现在至多不过是一个执行法庭判决、查封财产和强制拍卖的法典。在法国，除了官方计算的400万（包括儿童等等）乞丐、游民、犯人和妓女之外，还有500万人濒于死亡，他们或者是居住在农村，或者是带着他们的破烂和孩子到处流浪，从农村到城市，又从城市到农村。由此可见，农民的利益已不像拿破仑统治时期那样同资产阶级的利益、同资本相协调，而是同它们相对立了。”[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9-570页。]马克思这里所批判的剥夺农民的资产阶级，不是一般的工商业资产阶级，而正是具有高利贷性质的金融资产阶级。

第三，新自由主义所设计的最小国家强化了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自由主义国家是消极国家。新自由主义利用抽象人的逻辑，演绎出一个极小国家的理论。在新自由主义看来，国家也是根据契约关系生成的。国家是基于社会公约的守夜人国家。作为守夜人，国家只是从外面保护着本已自由的市民社会自身。国家保证每个个体自由不受到外在的侵害，例如，生命不受亡命之徒的侵害，所有权不受抢劫和盗窃的侵害，市场交易时每个人的合同要有外在力量保证大家履行契约等。国家对价值的选择和判断保持中立，而把价值判断交给个人、社会团体、宗教、政党等。国家是中性国家，只作为纯粹中立的机关存在。大社会、小政府，限制公共权力，私权自治、公权受限，这是新自由主义国家理念的要义。从中性国家、极小国家、宪政国家的理念，还会引出所谓民主的暴政、多数的暴政。新自由主义从抽象人出发，认为少数服从多数，这是不合法的，这会导致民主的暴政。新自由主义的这一理念实际上瓦解了一切民主政治的根基。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理想是抽掉了民主的共和政治、宪政政治。自由主义宪政所中意的不是民主，而是共和。在新自由主义的观念中，民主政治和共和政治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宪政制度、共和制度，要求每个人，无论是寡头还是劳动者，都被当作具有同等权利的公民来保护，而民主制度承认少数服从多数。自由主义宪政不是要求少数服从多数，而是要求每个人服从原始的契约。美国宪法的精神要靠大法官来解释，而这种解释所依据的原则是：每个人都是理性人，都是自由人，个人的这种基于理性的自由不能受干涉，既不能受封建君主的暴力干涉，也不能受民主的干涉。自由主义认为“宪政无关主义”，但实际上，宪政为资本主义辩护，保护金融资本制度不受进攻，而反对革命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反对累进税，反对福利国家。新自由主义信奉“私权自治、公权受限”，信奉极小国家，而极小的公共权力造成了日益坐大的金融寡头。金融资本了支配社会公共权力，支配了国家的财政税收和货币发行权。新自由主义以减税、降息、印发货币的方式来刺激金融资本、维持金融资本的信用、拯救金融危机，但是对金融资本的这种救助方式，是利用社会的财富来救助社会寄生阶级，是劫贫济富的政策，加剧了社会危机。新自由主义所承诺的中性国家实际上变成了金融资本的仆从，变成了从属于金融资本的债务国家。自由主义号称宪政无关主义，实际上，自由主义宪政是和金融资本的统治相适应的政治形式。

第四，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国际秩序加剧了国际金融资本对后发国家的统治。新自由主义主张霸权稳定的世界秩序，认为美国霸权是为了保护世界公民权、保护世界人权，是为世界提供“和平”这一公共产品。在人权高于主权这一幌子之下，美国根据自身金融资本的利益干涉国际事务，发动颜色革命，甚至发动军事政变。自由主义共和政体或奉行自由主义政策的军阀政体，是美国右翼政客所中意的政体，而民主政体、推行社会民主改革的政体，则是金融资本竭力反对、攻击和要颠覆的政体。阿联德总统在智利搞社会主义运动，实行土地改革、国有化和扩大社会福利政策，最后在美国扶持下，发生军事叛乱，右翼军人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阿连德总统以身殉职。自美国金融危机，尤其是特朗普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自身带头挑起国家主义，美国霸权表现得更加赤裸了。美国转嫁危机，认为美国的危机是其他国家导致的，以转嫁危机的方式来掩盖美国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剥夺性积累。这样就改变了美国的政治文化。以前美国宣传是人权高于主权，不会倡导民族主义的口号，因为它本身要建构全球化的秩序。现在，为了转嫁矛盾，说其他国家导致的，把国民身份的差异凸显出来，主张美国人跟其他人不一样。美国由此转向民粹主义。所谓民粹主义，即美国这样一个金融资本宗主国是世界各民族中的精粹民族，跟这个观念相连，要把矛盾输出到其他民族当中，要为美国的危机找一个替罪羊。西方右翼民簇主义势力使金融资本帝国更具进攻性，第三世界国家更容易成为金融资本帝国转嫁矛盾和危机的牺牲品。

第五，新自由主义所承诺的现代化道路把后发国家引向了现代化的陷阱。新自由主义所推荐给后发国家的发展模式并不是一个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而是以内外金融寡头的联合统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新自由主义推动的苏联解体和私有化运动是残酷的。俄罗斯的寡头不是花钱来建工厂，而是把钱用来买工厂和控制工厂，然后把这些工厂变成了房地产项目。在拉美，有过短暂的工业发展，但这是和国际金融资本转移生产线相联系的。从1968年至1974年，巴西GDP年均增长率超过11% ，其中制造业年均增长率为12.9%。在这一期间，钢产量由443万吨增加到750万吨；汽车由26万辆增加到90.5万辆[  Development and Crisis in Brazil: 1930～ 1983，Luiz Bresser Pereirs， 1984， p.163；苏振兴：《巴西经济》 ，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页。]。这些工业并不掌握在发展中国家手中，而是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中。1980年代，巴西出现了长达十多年的经济停滞。1981-1990年，整个拉丁美洲人均产值下降了9.6%，失业率、贫富差距创下历史新高。在遭遇十年停滞、负增长的情况下，拉美国家采纳了发达国家所极力推行的新自由主义道路，实行私有化。1990年代，阿根廷政府的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得到国际金融机构的首肯，阿根廷被西方大国赞誉为经济改革的优等生。“在阿根廷的改革进程中，一系列经济法的颁布和许多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使得许多政客利用这个机会变成了暴发户。起初，这些人并不十分有钱，自然也买不起国有企业，但是他们却可以利用手里的政治权力，为外国跨国资产阶级服务，从这种损国利己的服务中牟取暴利。这些人有了钱之后，就没有任何法律能够阻挡他们作为股东或合伙人参与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进程。由于这个阶级与跨国公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也被称作拉丁美洲的‘跨国资本主义’新阶级。这个阶级是由银行界和外国跨国企业在阿根廷的分支机构领导的。经济权力结构上的这一变化反映到政治上，就是这个阶级急切需要控制国家的政权。”[ 曾昭耀：《新的跨国资产阶级出现，造成或加剧了阿根廷的经济危机》，《世界知识》2002年第18期，第38页。]阿根廷的梅内姆总统（1989年当选）是这个阶级的代表人物。梅内姆上台之后，实行对强权国家的“屈从主义”政策。他把阿根廷货币同美元捆绑在一起，使阿根廷丧失了汇率调节的能力，结果本币汇率走高，出口受到打击。梅内姆得到了华尔街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支持。梅内姆出卖最赚钱的资源，利用总统职位为跨国公司的并购活动效劳。正是这个阶级的统治，使得1990年代成为美欧金融资本在拉美获利最多的年代，同时是拉美国家经济危机、社会动荡更为严重的年代。依附论者把拉美国家的发展叫做低度发展、不发达的发展。弗兰克认为由于发达国家对拉丁美洲长期的殖民统治，使得拉丁美洲很多国家沦为现在的不发达的状态。萨米尔·阿明提出外向性积累的概念来描述拉美国家的资本积累形态，这种资本积累使发展中国家成为国际金融资本积累的牺牲品。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破解后发国家现代化制度症结的道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否定了后发国家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制度所依据的理论前提、政治制度、所有制关系，消除了后发国家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所加于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了后发国家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制度，破解了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制度症结，具有普遍的意义。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否定了后发国家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制度所依据的理论前提。马克思主义区分了政治解放和经济解放，深入到资本主义法权自由背后，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和矛盾运动，证明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为批判金融资本及其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科学的方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区别于从抽象人出发的制度文化的逻辑，把后发国家探索现代化的努力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如果不能从自由主义的思维逻辑中解放出来，那么必然会被金融资本所利用。马克思在分析1848年革命时指出：“临时政府……只要保持消极的态度，让银行听天由命就得了。……但是，临时政府并没有这样去做，反而为银行券规定了强制性的行价。不仅如此。它还把一切外省银行变成了法兰西银行的分行，因而就使法兰西银行能网布法国全境。后来，临时政府又向法兰西银行借款，并把国有森林抵押给它作为担保。这样一来，二月革命就直接地巩固和扩大了它本来应该推翻的银行统治。”[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3页。]在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之后，纯粹共和派正是因为受自由主义观念支配，认为维持国家对金融资本的信用，就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行的条件，认为维持契约自由就是维持社会的自由，拯救金融贵族就是拯救社会，基于这样的认识，临时政府所采取的政策就直接巩固了革命所要推翻的对象。可以说，马克思一生的主要任务之一，正是启发工人，要认识到资本主义形式自由背后的实质不自由，政治解放背后的经济奴役问题。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否定了后发国家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所依据的政治制度。金融资本是垄断形态的资本，它把本主义的经营垄断和前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权垄断相结合，把资本主义时代到新寄生阶级和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旧寄生阶级相结合。金融资本不仅支配着社会生产关系，还直接、间接支配着国家政权，因而成为势力极大的统治阶级。面对这样的统治阶级，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力根除金融资本统治的政治基础，只有彻底的民主革命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列宁指出：如果民主革命是由一般工商业资产阶级或者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来领导，那么这种民主革命一定是不彻底的、半途而废的，最终会与金融资本和土地贵族相妥协的革命，这种不彻底的民主革命又迟早会使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的联合势力获取政权。当今世界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拉美、中东、南亚等国，都没有完成这种民主革命，民主革命都是半途而废的。结果，像拉美这样的国家仍然是大金融资本和土地贵族直接或间接地支配着国家政权，因而还不具备现代化的政治前提。近代中国的辛亥革命，对于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幻想以承认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为条件来换取列强对自己的支持。辛亥革命只强调反满和建立共和政体，并没有认识到必须反对整个封建统治阶级，致使一些汉族旧官僚、旧军官也混入革命的营垒，革命党人最后甚至还把政权拱手让给了袁世凯。孙中山总结自己革命失败的教训，认为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妥协，是革命失败的根源。中国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联合农民、小资产阶级，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创立了工农联盟的政权，推翻了国内外金融资本和官僚买办阶级所支持的政权，创造政治独立和自主发展的前提条件。马克思主义政党所领导的工农民主革命，实现了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彻底根除了金融资本统治的政治前提。

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造了后发国家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所依据的所有制关系。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无力破除金融垄断资本寄生性积累所依据的所有制关系。在旧中国，金融资本帝国与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阶级相结合，支配了近代中国的工业、运输业、石油、矿山等资源，支配着近代中国银行、金融和财政，阻碍着中国的现代化。辛亥革命之后建立的南京临时政府企图用承认清政府与列强所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承认清政府所欠的一切外债，来换取列强的承认。南京临时政府没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反而不加区别地保护一切私有财产，结果把官僚、地主的土地和财产也同等地保护起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在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之上。这种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消灭了寄生性的生产关系，也即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权，消灭了垄断性的大官僚买办资本，消灭了寄生性的金融垄断资本，把由这些寄生阶级所垄断的生产资料转归公共所有，使民族工商业、中小产业资本、手工业者获得更自由的活动条件，使它们在避免寄生阶级剥削的基础之上来发展产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所以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是因为这个革命不消灭民族工商业、中小产业资本、手工业者这样一些生产性的私有制经济。当然，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在消灭大垄断资本的过程中，也已经为社会主义准备的条件。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中，社会主义要素的发展和生产性资本的发展是并行不悖的，是相互协作的，它们共同建立在对寄生性生产关系的消灭的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明确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阶级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官僚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对于民族工商业的保护，共产党明确提出，“我们的意见，应明白规定，不准侵犯工商业，包括地主、富农的工商业在内。”[ 《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13页。]《共同纲领》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上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78页。]解放战争胜利之后，到1950年初，人民政府共接管官僚资本的工矿企业2800余家，金融企业2400余家，这些企业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国营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通过没收官僚资本，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主体部分被改造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中国的大金融资产阶级被消灭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确立了。这样，就彻底克服了地主阶级和金融垄断资产阶级所支配的寄生性生产关系，为后发国家现代化创造生产关系前提。

第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消除了后发国家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所加于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可能遏制大资本的寄生性投机性，能够更好地解放中小产业资本的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当中也出现过这样一种现象，即通过法律遏制资本野蛮的方面，反而能够促使其向文明的、生产性的方面发展，例如英国缩短工作日的立法，使资本不再能够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来加强绝对剩余价值的剥削，而不得不转向提高劳动生产率来追求相对剩余价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遏制了资本寄生性的一面而使其向生产性的方面发展。社会主义克服金融资本的寄生性和投机性，与生产性资本形成联盟，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一种非常硬核的制度理念和制度安排。和金融寡头主导的市场经济比起来，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安排能够更好地解放生产力。

第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破解后发国家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制度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新的道路借鉴。落后国家长期受制于金融资本帝国的统治秩序，在精神上、文化上也受金融资本帝国的新自由主义知识体系、意识形态体系的禁锢。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就是普遍主义的现代化道路，认为后发国家要想走向现代化，必须模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大部分后发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模仿并没有把后发国家引向现代化，而是把后发国家引向了现代化的陷阱。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后发国家在向西方道路学习的过程当中，并不能克服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并不能克服阻碍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制度症结。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思想上、政治制度上、所有制结构上、发展道路上超越了新自由主义遮蔽之下的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制度，克服了阻碍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制度症结，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既能利用市场的积极功能，又能解决自由主义制度框架下始终不能解决的问题即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问题。到2010年，中国GDP上升为世界第二。十年前，中国的GDP是美国的1/3，而现在是美国总量的2/3。自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不仅对后发国家，而且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有了新的意义。

五、小结

金融资本是支配现代化进程的主导力量。金融资本支配了产业链、商业链和信用链的核心环节；金融资本越成功，越有能力建立一套剥夺性、投机性、寄生性的积累机制。金融资本在后发国家的寄生性积累建立在对核心资源和核心产业、对商业组织、对后发国家银行和信用体系、对国家财政和国债支配的基础上；金融资本还巩固了后发国家的前资本主义残留下的寄生性经济政治关系。金融资本在后发国家建立、扶植和巩固的寄生性生产关系，是阻碍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制度症结。新自由主义的法权自由观念遮蔽了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新自由主义的自发秩序放纵了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新自由主义所设计的中性国家、最小国家强化了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国际秩序加剧了国际金融资本对后发国家的统治，新自由主义所承诺的现代化道路把后发国家引向了现代化的陷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否定了后发国家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制度所依据的思想前提、政治制度前提、所有制关系前提，消除了后发国家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所加于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公有制取代金融贵族的寄生性生产关系的条件下，通过利用公共的生产资料，不仅可以建立有利于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也减少了一般性生产资本的经营成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能消除金融垄断资本的寄生性积累，又能解放中小产业资本。新自由主义现代化方案所无力克服的、阻碍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制度症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中得到了破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具有破解后发国家现代化制度症结的能力而具有普遍的世界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