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是在中国经济的社会形态百年多历史性变革中形成和接续发展的，是对百年来中国经济关系的基本过程和内在规律的探索；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中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的结果。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理论自觉的生成

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就如涓涓细流在中国知识界流传开了；在这一传播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走在最前列。1899年，由广学会在上海出版的《大同学》，以英国学者本杰明·基德(Benjamin Kidd)的《社会进化》为蓝本，由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和蔡尔康译述。《大同学》已经提到马克思为“百工领袖著名者”，提到“如德国之马客偲，主于资本者也”。“主于资本者”，英文原文为，“Whatever may be said of that class of literature represented in Germany by Karl Marx’s Kapital”，即为《资本论》著作。

1903年，在上海几乎同时出版的《最新经济学》和《近世社会主义》这两部译著，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有较大影响。日本学者田岛锦治的《最新经济学》于1901年出版，中文译本由作新社在上海出版。《最新经济学》“绪论”第三章在论及“经济学之历史”时，对“共产主义派”和“社会主义派”的经济学说作了粗陋介绍，认为“共产主义派”经济学说“主张废除私有制，以求各人平等”；“社会主义派”经济学说，“仅言土地及资本可为共有。其他享财产皆许其为私有者也”。“社会主义派”经济学说的主要内容在于，“观今日之制度。妄使土地所有者。及资本家。横夺劳动之报酬。岂得不为之寒心哉。故凡保此制度之国家。当起而颠覆之。结勤劳者之团体以代之。即不能如是。亦不可不使国家定制限于私有财产及自由竞争之法律。以矫正其弊。”《最新经济学》没有区分马克思经济思想同其他社会主义经济学流派的差别，对马克思经济思想和社会主义经济学说的介绍也较为浅陋、混杂，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界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解程度。

日本学者福井凖造所著的《近世社会主义》，由赵必振翻译，广智书局1903年出版。该译著分作四编，第二编对19世纪下半期德国社会主义作了专门阐释，其中有对马克思、拉萨尔、洛贝尔图斯著作和学说主张的评述，也有对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历史的概述。书中特别提到这一时期的德国社会主义学说中，马克思以“讲究经济上之原则”，并注重“以深远之学理”进行“精密”研究，形成了一种“新社会主义”。此前以欧文、圣西门和傅立叶为代表的英法两国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这一“新社会主义”相比，只不过是一种“空想的学理”与“儿戏的企图”罢了。马克思在“确立其议论之根底”，在探讨“如何之思想。如何之运动。如何之方面”上，“熏陶最为广至”。该译著还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著作，主要如《自哲理上所见之贫困》（《哲学的贫困》）、《资本论》、《自由贸易论》（《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英国劳动社会之状态》（《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作了评介。值得注意的是，这几本著作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著作。〖JP+1〗此书在对《资本论》的评价中提出：“《资本论》实为社会经济上之学者之良师”，“为一代之大著述”。

这一时期，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中，对当时西方国家中流行的各种思想和思潮的追崇，试图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库中寻找解决中国社会发展出路的想法，在思想界还占据主导地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播还比较粗浅、简陋，译著中的许多理论观点只是在对日本学者相关论述编纂翻译的基础上形成的，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经济学说的介绍和评价具有明显的自发性。经过20世纪初近20年的思想演进，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才逐渐生成。

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传播的涓涓细流，在中国社会矛盾的急剧变化中，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开始汇成中国社会革命的强劲的思想潮流，并成为早期共产主义者改变中国和改变世界的思想指南。李大钊等一批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已经从马克思主义体系整体上，探寻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涵和思想实质，特别是注重把马克思、恩格斯经济思想主动地运用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问题的思考和探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自觉开始萌生。

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和第6号上分“上篇”和“下篇”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篇”着重于从马克思主义体系整体上，对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阶级竞争说”）作出阐释；“下篇”集中于对政治经济学（“经济论”）观点，特别对剩余价值学说（“余工余值说”）和资本学说作出阐释。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体系整体和政治经济学组成部分的理解，显示了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播的影响和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在“上篇”对唯物史观对和阶级斗争学说阐释之前，李大钊提出“先把‘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占若何的地位，略说一说”。他“略说一说”的结论就是：马克思“用科学的论式，把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的可能性与必然性，证明与从来的个人主义经济学截然分立，而别树一帜，社会主义经济学才成一个独立的系统，故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不能不推马克思”李大钊提出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实质和重要地位的这一结论，同恩格斯强调的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的观点是相耦合的。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自觉生成问题中都发挥过重要作用。1922年5月，陈独秀在《马克思的两大精神》中指出：马克思的学说和行为具有“实际研究”和“实际活动”这两大精神，“以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各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不要单单研究马克思的学理”，研究马克思的学说，“须发挥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把马克思学说当做社会革命的原动力”。1924年3月，恽代英在对列宁俄国社会革命和建设思想的探索中，有意识地结合中国的实际，强调“解决中国的问题，自然要根据中国的情形，以决定中国的办法；但是至少可以说，伟大的列宁，已经亲身给了我们许多好的暗示了，我们可以不注意他么！”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与中国革命的“实际活动”相结合，使其作为“解决中国的办法”，成为中国“社会革命的原动力”，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中理论自觉的最根本的内涵。认识中国社会、改变中国社会，一开始就是中国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自觉的标格。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具有以下两方面的显著特点：

一方面，以改造中国为基本立场，以马克思主义为寻求真理、攻坚克难的指导思想和“看家本领”，视政治经济学为改变世界的“原动的学说”。1920年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指出：“你们若是无奈何这新经济势力，那么只有听新思想自由流行，因为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 1920年12月，陈独秀在《主义与努力》一文中提出：“主义制度好比行船底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后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

另一方面，以十月革命后俄国经济状况为镜鉴，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运用于中国实际，不断提升理论自觉。1920年10月，瞿秋白作为《晨报》的记者赴苏俄考察，在此后的两年间，撰写了大量报道苏维埃政治经济情况的通讯。特别是其中的《共产主义之人间化》《苏维埃俄罗斯之经济问题》等通讯，具体介绍了苏俄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及其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等。瞿秋白提出：“‘我们’要能解决直接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必须先明白，由未到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时，过渡于社会主义的政策，当用何种间接的方法态度。这是问题中的要点。”这实际上是瞿秋白联系俄国革命理论和实践对中国革命现实问题的思考。在比较中国国情与俄国国情时，李大钊在1922年提出，“我们劳苦的民众，在二重乃至数重压迫之下，忽然听到十月革命喊出的‘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的呼声，这种声音在我们的耳鼓里，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因此，“凡是像中国这样的被压迫的民族国家的全体人民，都应该很深刻的觉悟他们自己的责任，应该赶快的不踌躇的联结一个‘民主的联合阵线’，建设一个人民的政府，抵抗国际的资本主义，这也算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工作”。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和传播，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理论自觉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食力翻译的《劳动与资本》（《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文全译本在报刊上刊登，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在1920年出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更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著作的翻译和学习作为党的理论建设和思想建设的重要任务。1921年11月，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在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中就提出“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七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二十种以上”的要求。1922年6月，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正式提出，中国共产党组织出版《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康民尼斯特丛书》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科学理论和科学精神，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理论自觉的“必修课”。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自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社会革命实践中得到彰显。在1920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系统地阐述了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理论。一大之后，中国共产党把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深入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党的二大接受了列宁的基本理论，认识到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特别是军阀和官僚是阻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残酷压迫中国人民的主要的反动力量。1922年6月，党中央在《中共中央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正式提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思想，“在无产阶级未能获得政权以前，依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依历史进化的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初步运用中“化”出的这一道理，成为适合于中国具体实际需要的科学理论，生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自觉。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历史自觉的坚守

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自觉同历史自觉一起，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思想特质，成就了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百年辉煌的内在禀赋。

这一历史自觉的显著特征，首先在于深邃的历史情怀。历史情怀包含着对民族、国家和人民的挚爱的深切情怀。毛泽东在1919年就提出：“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毛泽东的这一深邃的历史情怀，渗透于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发展全过程，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自觉的核心要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的主题，也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根本命题。

其次，这一历史自觉的特征在于深刻的历史观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始终同百年来中国经济的社会形态历史变迁同行，在历史变迁中发挥其理论上的先导作用，成为认识中国和改造中国的思想指南。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变迁可以分作三个历史阶段、发生三次“伟大飞跃”：一是从1921年至1949年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全国各族人民，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从1949年到1978年的历史阶段，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的全面建设，实现了中华民族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三是1978年以来的历史阶段，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改革开放的伟大革命，极大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极大增强了社会发展活力，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三个阶段发生的三次“伟大飞跃”，从根本上展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历史观照的这一特征，成为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的历史自觉的根本基础。

再次，这一历史自觉的特征在于强烈的历史担当。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提出的中国革命的七项奋斗目标中，把“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列为首要的两项目标。这说明，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形成了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要实现的两大历史任务的思想，即“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实现两大历史任务的思想，启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和历史进程，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历史自觉的基本指向。

最后，这一历史自觉的特征在于深厚的历史感悟。“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同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作为根本任务和最高使命；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创造历史伟业。习近平指出：“这是尊重历史规律的必然选择，是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自觉担当。”这种深厚的历史感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中历史自觉的价值蕴涵。

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过程的显著特质，也是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理论内涵和历史进程的基本方法，还是从“历史路标”意义上展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阶段和理论建树的学术依循。“历史路标”是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的，马克思认为，在对“历史的评论”即在对经济思想历史的研究中，要关注“政治经济学规律最先以怎样的历史路标的形式被揭示出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从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的结合上来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历史路标”，可以分作四个时期：

第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初步运用，是这一时期的“序幕”。中国共产党成立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百年历程的起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飞跃。这一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社会形态性质作出科学判断，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理论，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经济制度及制度安排，对经济发展、经济政策及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前途等问题作出系统论述。

第二，新中国成立后，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运用和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过渡时期政治经济学，创造性地走出了基本经济制度转型、经济体制转型和生产力持续增长同步的发展道路；接着，从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立，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经历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奠定基础、艰辛探索和曲折发展为特点的发展阶段。砥砺奋进、不断探索，中国共产党无论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政治经济学还是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都取得了一系列独创性成果。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理论，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理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思想等，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这一时期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创新性和创造性的发展。

第三，从1978年至2012年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时期，构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阶段。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事实和经济发展实际，着力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的探索，在系统把握这一阶段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的整体关系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经济制度论、经济改革论、市场经济论、科学发展论和对外开放论等主导性理论以及在主导性理论交互作用中生成的一系列衍生性理论，形成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结构和体系。

第四，党的十八大以来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时期，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拓新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发展的新阶段。党的十九大之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习近平经济思想概括为以坚定不移地贯彻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以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坚持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等七个方面“坚持”的理论要义。对习近平经济思想这一新概括，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境界。2020年，中国共产党在对“十四五”发展规划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中长期规划制定中提出的一系列经济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新的阐释，升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新时代的意蕴。

三、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的主题及意境的深化

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不久，习近平在回顾党的历史时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团结带领人民前仆后继、顽强奋斗，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使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主题。

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就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及两大历史任务问题深有感悟。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提出中国革命“第一步”即“真正的民主主义革命”要达到的“建设国内和平”和“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的目标，初步形成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两大历史任务的思想。实现两大历史任务的思想，启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和历史进程，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的基本意向。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着力于完成第一大历史任务，但也没有放弃对第二大历史任务的探索，毛泽东已经从中国现代化问题切入，在对中国工业化问题探讨中提出“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思想，描绘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现代化的最初蓝图。

党的二大曾作出判断：“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这第二步奋斗是能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的。”新中国成立后，在进一步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的任务，在向社会主义过渡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把完成第二大历史任务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议程提了出来。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中，毛泽东提出要“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的奋斗目标。从中国现代化问题切入，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实现国家现代化，成为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的根本任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历史自觉和理论自觉的特征。

1957年2月，毛泽东提出，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64年12月，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正式宣告：“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中国共产党对“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深刻把握，表达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成为中国共产党矢志不移的奋斗目标。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也没有动摇过“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在1975年1月召开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再次宣告：“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了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新的伟大革命。新时期伊始，邓小平就强调：“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在对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中，邓小平进一步提出“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思想。“中国式的现代化”与“小康社会”建设相结合，拓展了中国现代化的战略规划、发展步骤和阶段目标。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对小康社会“三步走”战略作出规划，提出了从“解决人民温饱的问题”到“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再到“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步骤。在“三步走”的前两步基本实现时，党的十五大又对“三步走”战略作出规划，提出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100周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21世纪中叶建国100周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中国共产党绘制的“中国式的现代化”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相结合的宏伟蓝图，深刻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在中国现代化进程探索中的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

21世纪，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式的现代化”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同行并进，进而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追求融为一体。刚进入21世纪，江泽民就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毛泽东同志、他的战友们和千百万革命先烈的伟大理想，是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论和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把“向着现代化的光辉目标前进，向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前进”，作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2011年12月，在庆祝“天宫一号”与“神舟八号”交会对接任务圆满成功大会的讲话中，胡锦涛提出：“我国航天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增强了全体中华儿女的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坚定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决心和信念。”回顾历史的时刻，也是展望未来的时刻。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不久，习近平提出：“我坚信，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初心和使命，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阶段性特征和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的主题。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式的现代化”焕发出新时代的内涵。

一是目标内涵得到升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和处理好社会主要矛盾中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的基本战略和根本出路，就在于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切实提高人民对于涵盖物质、文化、民主、法制、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在内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党的基本路线的目标内涵升华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二是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整体发展中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课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新时代的课题。

三是在战略规划中进一步明确“第二个一百年”的阶段性目标。党的十九大提出，实现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分作两个阶段，一是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二是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习近平指出：“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我们要坚忍不拔、锲而不舍，奋力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壮丽篇章！”

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境界的升华

“我们党历来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运用。”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的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不仅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实际，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而且还把这一过程形成新的思想，凝练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的内涵，升华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

这里讲的“理论创新”一方面是继承性创新，即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实际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获得的创新性的理论发展。如在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的继承中，得出关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观点。另一方面是集成性创新，即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继承和发展的同时，也注重对各种经济思想的有价值的和可资借鉴成分的吸收，注重对中华传统经济思想的吸收、转化和创新，以多方面思想资源的结合而形成综合的、有机的创新。如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既有作为主体思想来源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协调发展的思想，也有20世纪80年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流行的生态环境治理的各种思潮，也包括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借鉴，还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的转化等。

这里讲的“理论创造”，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新的思想的发掘和创造性运用，如在对恩格斯关于“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思想的发掘中，结合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总结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发展的经验教训，“改革的”社会主义思想得到理论上的新的阐释和实践上的新的拓展，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创造性理论。二是指完全以中国的具体实际或当代世界发展的新的现实为根据，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始性创新，如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实行的理论创造。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毛泽东思想中蕴含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的要义，集中体现于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分析、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和经济纲领的阐释中。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据中国独特的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走出了富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过渡的新道路，创造性地形成中国独特的过渡时期理论；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探索中，提出了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综合平衡和统筹兼顾的战略思想、以“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代表的经济管理思想、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原则等在内的一系列“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涵盖了一系列“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纲领，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创造。这一基本经济纲领的根本命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基本经济纲领的核心思想，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富有独创性的理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鲜明的理论观点。“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的理论观点。

第二，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伟大创举，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最为显著的理论创造。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要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又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第三，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这是新时期形成的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本质特征的创造性理论。 

第四，坚持和完善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要善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对外开放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国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显著特征。

2015年，习近平在对新时期近4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评价中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时期形成的一系列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改革开放前我们也没有这方面的实践和认识，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党的十九大之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习近平经济思想作出阐释，从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的特质上，凸显了党的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

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新发展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艰辛探索的思想提炼和升华。新发展理念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按照新发展理念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的总要求和大趋势”。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习近平经济思想在理论框架上分作三大板块：

一是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本质特征和核心立场。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在根本上就是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中心工作，党中央必须对经济工作负总责、实施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核心观点，是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要牢牢坚持的根本立场。 

二是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坚持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关于改革和发展的理论柱石。要准确把握经济新常态发展的新特点和新要求，立足大局、把握规律，准确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走出一条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优势充分释放的发展新路，推动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上，一方面，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结合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既要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又要发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越性；另一方面，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关系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核心问题是“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思路和工作着力点的重大调整，是化解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困难和矛盾的重大举措，是培育增长新动力、形成发展新优势、实现创新引领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选择。

三是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和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根本方法和战略思维。与时俱进，因势而新。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交替的节点上，在制定“十四五”规划过程中，习近平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作的战略部署和提出的工作策略、方法，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中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意蕴的升华。

回溯百年思想历程，总结百年理论建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是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中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的辉煌成就；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也以其百年奋斗的历史意蕴，成就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思想智慧和理论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