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回顾中，习近平指出：“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人民日报》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１日。】 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的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历程中得到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阶段性特征和理论成就，在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中得到充分展示。

一、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是对中国百年经济社会关系基本过程及其规律的探索，是在中国经济社会关系历史性变革中形成和接续发展起来的。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渐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特质。

１９世纪末和２０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就如涓涓细流在中国流传开了；在这一传播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走在最前列。１８９９年， 《大同学》首次在中文文本中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名字及其思想时，就是从他们的政治经济学主要理论切入的。

《大同学》以英国学者本杰明·基德的《社会进化》为蓝本，由李提摩太和蔡尔康译述，由广学会在上海出版。《大同学》第一章称马克思为“百工领袖著名者”，提到“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徧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然万一到此时势。当即系富家权尽之时。何也。穷黎既至其时。实已计无复之。不得不出其自有之权。用以安民而救世。所最苦者。当此内实偏重。外仍如中立之世。迄无讲安民新学者。以徧拯此垂尽之贫佣耳。” 【参见betway唯一官方网站《马藏》编纂与研究中心：《马藏》，第一部第一卷，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３７６页。】这里讲的“安民新学”指的是社会主义学说，所转述的就是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积累规律的道理。该书第三章还提道：“试稽近代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客偲。主于资本者也。”【参见betway唯一官方网站《马藏》编纂与研究中心：《马藏》，第一部第一卷，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３８６页。】马客偲即马克思。“主于资本者”在《社会进化》英文版中为：“Ｗｈａｔｅｖｅｒｍａｙｂｅｓａｉｄｏｆｔｈａｔｃｌａｓｓ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ｉｎＧｅｒｍａｎｙｂｙ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ｓＫａｐｉｔａｌ”，【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Ｋｉｄｄ，Ｓｏｃｉ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ａｎｄＣｏ．，１８９４，ｐｐ．１１－１２．】“主于资本者”的“资本者”（Ｋａｐｉｔａｌ）当为《资本论》。《大同学》第八章进一步提到恩格思（恩格斯）的学说，认为“恩格思有言。贫民联合以制富人。是人之能自别于禽兽。而不任人簸弄也。且从今以后。使富家不得不以人类待之也。民之贫者。富家不得再制其死命也。此言也。讲目下之情形。实属不刊之名论。”【参见betway唯一官方网站《马藏》编纂与研究中心：《马藏》，第一部第一卷，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４１３页。 】此处当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阐释的“一旦社会占有了生活资料……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９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３００页。】的大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中国最先得到传播，是因为这一学说自发地契合于当时中国现实和思想界的需要。

１９世纪末和２０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传播的涓涓细流，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开始汇成中国社会革命的强劲的思想潮流，并成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决意改变中国和改变世界的思想指南。李大钊、陈独秀等一批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从马克思主义体系整体上来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涵和思想实质。１９１９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第６卷第５号和第６号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分“上篇”和“下篇”：“上篇”着重于从马克思主义体系整体上，对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阶级竞争说”）作出阐释；“下篇”集中于对政治经济学（“经济论”）观点，特别对剩余价值学说（“余工余值说”）和资本学说作出阐释。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体系和政治经济学组成部分的理解，显示了政治经济学理论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重要地位。

从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到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百年辉煌的思想历程正式启动。１９１９年９月，李大钊就已经认识到：“从前的经济学，是以资本为本位，以资本家为本位。以后的经济学，要以劳动为本位，以劳动者为本位了。”【《李大钊全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４页。】马克思经济学以劳动和劳动者为“本位”，“用科学的论式，把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的可能性与必然性，证明与从来的个人主义经济学截然分立，而别树一帜，社会主义经济学才成一个独立的系统”， “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学［鼻］祖，现在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改造世界的新纪元”。【《李大钊全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４页。】１９２２年５月，陈独秀在《马克思的两大精神》一文中指出：马克思的学说和行为具有“实际研究”和“实际活动”这两大精神，“以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各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不要单单研究马克思的学理”。 【《陈独秀文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２５０页。】研究马克思的学说，“须将其学说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须发挥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把马克思学说当做社会革命的原动力”。【《陈独秀文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２５０页。】１９２４年３月，恽代英在对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思想的评价中更是强调：“解决中国的问题，自然要根据中国的情形，以决定中国的办法；但是至少可以说，伟大的列宁，已经亲身给了我们许多好的暗示了，我们可以不注意他么！”【《恽代英全集》，第６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５５页。】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与中国革命的“实际活动”相结合，使其成为中国“社会革命的原动力”，作为“解决中国的办法”，就是中国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自觉的最根本的内涵。在这一思想历程启动中，中国共产党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自觉。

１９２０年６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张太雷通过对中国经济社会关系的特殊性的分析认为，对于中国革命来说，“中国共产党根据公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作出的解答就是： “要振兴国家经济，要使中国人民摆脱外国的剥削，唯一的办法是建立共产主义制度，没收为世界掠夺者效劳的虚弱的民族资产阶级所拥有的一切资本、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并把它们转交给已经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以便发展中国的工业。”【《张太雷文集》，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０页。】１９２１年７月，李汉俊在谈到中国社会变革问题时指出：“我们所主张的正义、人道、和平、平等：绝不是在现在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所能实现的；是要资本主义破灭了，才能实现的”。【《李汉俊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２３６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只有自己革资本主义的命，建设共产主义的国家，与世界的平民共同改造世界。”【《李汉俊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２３８页。】认识中国社会、改变中国社会，一开始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理论自觉的标格。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自觉，很快就在中国社会革命的实践中上升为历史自觉；并在这一历史自觉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始初的理论成就和根本的思想特质。

在１９２０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系统地阐述了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理论。１９２２年１１月至１２月，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等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对列宁的民族革命理论和共产国际的基本精神做了全面的研究，把列宁主义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深入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特别是在党的二大接受了列宁的基本理论，认识到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尚处在初步发展阶段，阻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残酷压迫中国人民的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特别是他们的代表军阀和官僚；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革命，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１９２２年６月，党中央在《中共中央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提出：“在无产阶级未能获得政权以前，依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依历史进化的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１９２１—１９４９）》，第１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９７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运用中“化”出的这一道理，成为适合于中国具体实际需要的革命发展道路的科学结论，走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一步，铸就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历史自觉。百年砥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成就了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百年辉煌的内在规定。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发展及其阶段性特征

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过程中秉持的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最深刻地体现在对百年来中国经济关系发展和变革实际问题的探索中。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以中国的实际经济问题为导向，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就是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百年历程的显著特征。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研究，是以它的“现代史”，而不是以它的“形成史”【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０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４５１页。】 为对象的。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完全放弃对“形成史”的叙述。“现代史”是《资本论》叙述的主体，“形成史”是对“现代史”叙述的历史基础和逻辑前提。

中国经济的社会关系发展的过程和性质，决定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过程中，作为对象的不仅是中国经济关系的“现代史”，而且更多的是它的“形成史”，是“现代史”和

“形成史”相结合的总体关系。１９２２年，在党的二大提出中国的民主革命分两步走的理论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对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进行最初探讨，得出政治经济学以“特殊的历史形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１９２１—１９４９）》，第２５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７５０页。】为对象的结论。这种处于发展中的“特殊的历史形态”，是以“过渡”为特征的政治经济学为对象的。这种“过渡”的经济形态是“现代”的，因为它是以当时中国所处的现实经济关系为背景的；同时，这种“过渡”的经济形态又是“形成”的，因为它探讨的是现存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是中国共产党对百年来中国经济形态“形成史”的探索。

这种“过渡”的政治经济学，在“现代史”和“形成史”相统一的意义上，可以分作两种类型：一是以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为目标的“过渡”政治经济学，那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二是以实现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为目标的“过渡”政治经济学，也就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学。在这两个“过渡”的政治经济学的探索中，中国共产党从“现代史”和“形成史”总体上，创造性地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和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的两大成就。

１９５６年，在完成社会主义生产资料革命之后，中国共产党从“现代史”和“形成史”的总体上，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及其阶段特征作出新的探索。１９５９年１２月，毛泽东在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毛泽东文集》，第８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１６页。】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从“不发达”到“比较发达”的过渡特征的判断，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现代史”和“形成史”总体关系的认识视界。“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重要判断，成为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先导。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过渡”的经济关系为对象的。１９８７年８月，在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在对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什么阶段”问题的回答时认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２５２页。】党的十三大对此做了专门阐释，提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４７４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的“现代史”和“形成史”的总体关系，成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内在规定，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最基本的事实。

党的十五大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理论。这一“基本纲领”包括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三个方面，其中基本经济纲领被概括为四个“坚持和发展”：一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二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三是“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四是“坚持和完善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参见《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８－１９页。】 这一基本经济纲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主要内涵作出的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现代史”和“形成史”总体关系认识的新的跃升。

在新时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作出新的判断，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判断，强调了它“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６日。】这里同样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实的和历史的，即它的“现代史”和“形成史”的发展为基本前提的。

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百年历程，不仅对中国经济的社会关系的“现代史”和“形成史”的总体特征作出阐释，而且还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范畴具有的“现代史”和“形成史”相结合的性质作出阐释。毛泽东在研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提出：“能说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经济范畴都是永久存在的吗？能说按劳分配这些范畴是永久不变的，而不是像其他范畴一样都是历史范畴吗？”【《毛泽东文集》，第８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３７页。】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范畴的内涵、范畴的本质规定性，总是要随着经济的社会关系的发展和变革而不断深化的。毛泽东提出：“一切事物总是有‘边’的。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不断地进行的，每一个阶段也是有‘边’的。不承认‘边’，就是否认质变或部分质变。”【《毛泽东文集》，第８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０８页。】毛泽东这里提出的社会主义阶段发展和变革的辩证关系，同样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象和范畴、理论等具有的“现代史”和“形成史”的辩证关系的深刻阐释。

２０２１年１月，习近平在对新发展阶段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系阐释时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深入学习坚决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 《人民日报》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２日。】习近平这一论述，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具有的“现代史”和“形成史”的总体关系作出全面阐释，突出展现了“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深入学习坚决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 《人民日报》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２日。】 的过渡性的特征。

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过程，在这种辩证的总体关系上，呈现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四个发展阶段：

一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初步运用，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百年历程的起端，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飞跃。这一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社会形态性质作出科学判断，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理论，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制度安排、体制运行、经济政策以及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前途等问题作出系统论述。

二是新中国成立后，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运用和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过渡时期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而从１９５６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立直到１９７６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构成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基础和曲折发展的阶段。砥砺奋进、不断探索，中国共产党无论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政治经济学还是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都取得了一系列独创性成果，如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提出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等重要观点，是中国共产党这一时期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创造性发展。

三是１９７６年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新起步、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发展的重要阶段。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事实和经济关系，牢牢地把握这一阶段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的整体关系，创造性地提出了经济制度论、经济改革论、市场经济论、科学发展论和对外开放论等主导性理论，主导理论交互作用生成了一系列衍生性理论，由此而形成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

四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时期，这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拓新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发展的新阶段。２０１７年底，党的十九大之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习近平经济思想概括为以坚定不移地贯彻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以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等七个方面“坚持”的理论要义。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一新概括，升华了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中的理论境界。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主题和指向

实现中国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的形成、丰富和接续发展相契合，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现代史”和“形成史”的特征相辉映，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主题和指向。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毛泽东在１９１９年就提出：“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湘江评论》１９１９年第４期。】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先觉，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其成立后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的核心要义。

１９２２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提出的中国革命的奋斗目标中，把“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和“摧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１９２１—１９４９）》，第１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３３页。】 列为首要的目标和任务。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两大历史任务的思想，即“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２页。】实现两大历史任务的思想，启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和历史进程，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的基本意蕴。

在寻求救国救民出路过程中，中国知识界不乏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不同探讨。１９３３年，在西方经济“大萧条”和中国经济节节衰退，日本军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的背景下，中国知识界有识之士曾有过“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探索。民族危亡和经济衰败的危机意识而生成的混沌的发展理念，使他们在“以何立国”和“何以立国”上，对中国工业化、现代化问题提出不同的“方案”和“道路”。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所有的美好梦想无异于海市蜃楼，种种设想也都归于幻灭。当然，历史还是留下了生动的一笔，源发于中国本土的“现代化”的这些探讨，寄托着中国人的美好夙愿，比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现代化”问题的讨论早了３０年。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也没有放弃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探索。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中提出的“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毛泽东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４３７页。】的思想，描绘了中国现代化的最初蓝图。

新中国成立后，在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中，中国共产党开启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征程。１９５４年９月，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式致辞中，毛泽东就提出“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１３２页。】 实现国家现代化，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根本目标，成为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的根本任务，也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指向。

１９５６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前提、牢固的道路根基和坚强的制度保障。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现代化问题提到了国事论衡的重要议程。１９５７年２月，毛泽东提出，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文集》，第７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２０７页。】１９６４年１２月，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正式宣告：“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４３９页。】 “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表达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深刻把握，成为中国共产党矢志不移的奋斗目标。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也没有动摇过“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在１９７５年１月召开的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再次宣告： “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４７９页。】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了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新的伟大革命。新时期伊始，邓小平就强调：“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邓小平文选》，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１６２页。】 党的十三大提出的党的基本路线，以“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目标内涵。中国共产党坚定地指出：党的基本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邓小平文选》，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２７６页。】

在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中，邓小平进一步提出“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思想。【《邓小平文选》，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１６３页。】“中国式的现代化”，最为深刻地阐明了中国现代化的实质，最为鲜明地刻画了中国现代化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对新时期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认识的升华。“中国式的现代化”与“小康社会”建设相结合，拓展了中国现代化的战略规划、发展步骤和阶段目标，生动地昭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

中国共产党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提出的小康社会“三步走”战略，规划了从“解决人民温饱的问题”到“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再到“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发展步骤，提升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境界。在“三步走”的前两步基本实现时，党的十五大又对“三步走”战略作出新的规划，提出在２０世纪第一个１０年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经过１０年的努力，到建党１００周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２１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绘制了“中国式的现代化”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相结合的宏伟蓝图。

这一宏伟蓝图，丰富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内涵，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进入２１世纪时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和战略的新的认识。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具体化为切实可行的战略步骤，坚持远大目标与实事求是的统一，推动经济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实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统一，铸就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努力奋斗的思想旗帜和行动纲领，也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指向。

进入２１世纪，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式的现代化”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同行并进，进而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追求融为一体。进入２１世纪之际，江泽民就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毛泽东同志、他的战友们和千百万革命先烈的伟大理想，是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论和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江泽民文选》，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３６０页。】 把“向着现代化的光辉目标前进，向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前进”【《江泽民文选》，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２６页。】作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使命。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在庆祝天宫一号与神舟八号交会对接任务圆满成功大会的讲话中，胡锦涛提出： “我国航天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增强了全体中华儿女的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坚定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决心和信念。”【《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６７３页。】

回顾历史的时刻，也是展望未来的时刻。党的十八大召开后，２０１２年１２月，习近平提出： “我坚信，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８４页。】 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初心和使命，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阶段性特征和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的主题。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式的现代化”焕发出新时代的内涵。

一是目标内涵得到升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和处理好社会主要矛盾中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的基本战略和根本出路，就在于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战略总布局，就在于切实提高人民对于由物质、文化、民主、法制、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构成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党的基本路线的目标内涵升华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二是在“四个全面”整体发展中，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课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新时代的课题。

三是在战略规划进一步明确“第二个一百年”的阶段性目标。党的十九大提出，实现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分作两个阶段：一是从２０２０年到２０３５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二是从２０３５年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习近平指出：“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我们要坚忍不拔、锲而不舍，奋力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壮丽篇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３卷，外文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２３页。】

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

“我们党历来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运用。”②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２页。】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不仅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实际，而且还把这一过程形成的新的思想，上升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的内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

这里讲的“理论创新”，一方面是继承性创新，即在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实际时，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另一方面是集成性创新，即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继承和发展的同时，也注重对各种经济思想的有价值的和可资借鉴成分的吸收，注重对中华传统经济思想的吸收、转化和创新，实现以多方面思想资源综合而有机的创新。这里讲的“理论创造”，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新的思想的发掘和创造性运用，如１９７８年，邓小平在对马克思《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的理解中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就说过：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③【《邓小平文选》，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８７页。】 从中发掘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理论的思想源头，成就了要“讲全”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创造性思想。二是指完全以中国的具体实际或当代世界发展的新的现实为根据，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始性创新，如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实行的原始性创新。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集中体现于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之中。毛泽东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④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８２０页。】毛泽东思想中蕴含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的要义，集中体现于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分析、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和经济纲领的阐释中。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毛泽东思想的新的发展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据中国独特的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走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渡的新道路，创造性地形成中国独特的过渡时期理论；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探索中，形成了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综合平衡和统筹兼顾的发展战略、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原则等在内的一系列极其重要的“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

改革开放新时期，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接续发展中，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涵盖了一系列“合乎中国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和理论

创造，其中突出的理论主要在于：

第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为了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时期，邓小平就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强调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理论是对发展为了人民思想的最深刻的概括。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中，进一步形成了“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①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４、５、５、５、５页。】的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核心观点，是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要牢牢坚持的根本立场。

第二，坚持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艰辛探索的思想提炼和升华。新发展理念各个方面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构成“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的有机整体，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新发展理念包含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思想，“按照新发展理念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的总要求和大趋势。”②【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４页。】

第三，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改革开放以来，在确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时，强调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思想。“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③【《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４、５、５、５、５页。】 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的理论观点。同时，“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④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４、５、５、５、５页。】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鲜明的理论观点。

第四，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理论，是新时期形成的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本质特征的主要理论之一。在这一分配制度发展和完善中，要重视两个“同步”，即“努力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４、５、５、５、５页。】还要“不断健全体制机制和具体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４、５、５、５、５页。】

第五，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最为显著的理论创造。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既要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又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坚持不懈地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在政府和市场关系上开新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社会主义”这个定语。

第六，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要善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_资源。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同时，要坚决维护我国发展利益，积极防范各种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２０１７年，党的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重要地位；党的十九大之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做了阐释。这一思想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涵盖三个方面的体系架构：一是坚持党对经济工作领导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本质特征和核心立场；二是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坚持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关于改革和发展的理论柱石：三是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和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根本方法和战略思维。

百年辉煌，璀璨夺目。习近平提出：“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①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７页。】“中国智慧”的思想特征和时代意蕴主要在于：

第一，在思想原则和学理遵循上，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

合，坚持历史、理论和现实的结合，发展和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凸显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智慧”。

第二，在思想方法和实践基础上，始终坚持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探索为依据，坚持问题导向，注重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关系发展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探索，形成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中国道路”，彰显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智慧”。

第三，在理论创新和科学精神上，坚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术语的革命”。恩格斯认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３２页。】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原始创新性范畴，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整体方法论和社会历史观的“术语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中形成的诸如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新发展理念、经济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外开放、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等“术语的革命”，是成就“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理论和学理基础，是“中国智慧”的显著标识。

第四，在理论主题和主要内容上，牢牢把握发展这一当今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课题，以新发展理念的成功探索，展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思想智慧和理论魅力。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智慧”的集中体现。

与时俱进，因势而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是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中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的辉煌成就；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也以其百年奋斗的历史意蕴，成就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智慧和理论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