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就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来看，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哪些阶段？

郇庆治：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人类社会（文明）与自然的关系迄今经历了如下三个大的阶段：一是人与自然之间尚未彻底分离（化）、人类生存发展以狩猎采集和游牧生活为主的远古时期，时间上大约在距今一万年之前；二是人与自然之间已经实现分离（化）、人类生存发展以农林牧渔业和城乡化居住为主的古代时期，时间上持续了长达近万年之久；三是人与自然之间呈现为一种彻底分离（化）甚至对立、人类生存发展以工业化生产和城市化生存为主的现代时期，时间上开始于14~17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而在18世纪之后迅速加快并逐渐蔓延至整个地球。至于我们当代人类社会，虽然已经展现出了许多时代新特点，但整体上仍属于“现代时期”这一大的阶段。

需要指出的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每一个大的阶段，都同时呈现为一种特定构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并且归根结底是人（社会）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状况和性质决定着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状况和性质，而某种社会条件下的社会关系构型又会对当时的人（社会）与自然关系构型产生着深刻影响。这样一种对自然生态与人类文明关系的理解并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而是与其在根本上相一致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社会关系及其变革的历史性作用，同时也是受制于社会的、历史的和与既定自然条件相联系的生产力的。

就其总体而言，上述三个大的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十分明晰的。在第一个阶段，尽管还不存在狭义上的、以集体定居活动为主要特征的文明形态，但人类的社会化生存生活和文化艺术特质还是非常明显的，而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存方式既是它们相对低下的社会生产力的表征，也决定了其与大自然本身的天地交融、和谐共生；在第二个阶段，古典意义上的乡村和极少数繁华的都市标志着人类社会（文明）可以达到的全新高度，但这种或长或短的辉煌盛世都不仅仅是社会生产力发达的结果，而是取决于包括自然生态稳定性、王朝权力和平更替等在内的诸多方面条件；在第三个阶段，人类社会（文明）实现了很大程度上的经济自主性和自然生态独立性，人口数量的大幅度增加和人类科技水平的实质性提高标志着“人”史无前例地成为人（社会）与自然关系中的主体或主角——在客观事实和自我认知意义上都是如此，而十分吊诡的是，人类也正是在这样一个被称之为“人类世”的时代遭遇到了关乎自身生存的生态环境危机。

2.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一个重要特征。它的基本内涵是什么？提出这样的目标，对未来中国发展又意味着什么？

郇庆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基本表征之一，而正是这些表征铸就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特质，以及由此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特质。

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来说，这里的两个关键词分别是“现代化”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一方面，“现代化”对于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来说，无疑意味着逐步建立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支撑着它的物质基础或“硬实力”则是完整发达的现代经济科技体系、现代化的国家（制度）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既承继悠久传统又充满创新活力的现代社会与文化。也就是说，我们对于代表着当今世界主潮的现代化目标的追求是坚定不移的，我们已经并将继续坚定地走在人类文明进步的大道上。因而，无论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还是人类文明新形态，都本质上是沿承并弘扬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人类文明进步进程的，而不是这种意义上的任何偏离或“另起炉灶”。换言之，到本世纪中叶，我国现代化目标的充分实现将是中华民族历经近代磨难之后的伟大复兴，但却绝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走向保守或复古。当然，我们关于现代化本身的目标认知与政治追求，也是与时俱进、不断更新的。

另一方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所要表达的并不仅仅是一种哲学伦理意义上的感知状态或境界，而主要是指一种不同于传统现代化发展理念、模式与进路的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战略和道路。也就是说，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与语境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伦理观念已经“绿化”或重塑了我们关于现代化发展的目标愿景、方针原则和战略选择。相应地，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将不仅致力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还要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我们在建设现代化的过程中将自觉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和绿色新发展理念，坚持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地球生命共同体意识，坚持生态优先、自然保护优先、生态修复为主的方针；我们在建设现代化的过程中将坚决贯彻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将不断健全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现国家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将深入打好打赢新时代的污染防治攻坚战，尽快大幅度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总之，党和政府之所以提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目标，就是为了主动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之后社会主要矛盾所发生的重大变化，是为了更好地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既定目标，而这一目标的推进落实则意味着，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我们必须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发展阶段特征、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从而促进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必须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与战略贯穿于接下来的“十四五”规划以及国家中长期发展构想的执行落实的各方面和全过程。

3.“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阐明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那么，贯彻践行“两（座）山论”要求领导干部树立怎样的政绩观？党员干部领导经济工作过程中，为何必须强化生态观念、敬畏生态？又应如何理解敬畏生态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关系？

郇庆治：的确，“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的核心论点，就是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仍是我国最强势政治与理论话语的现实背景下。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的有关论述，我们可以把“两（座）山论”的主要内容概括为如下三个观点：一是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都是我国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基本目标，也都是民生福祉和广大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的重要来源或体现，因而，“绿水青山”“金山银山”都很宝贵和重要，绝不能将二者机械地割裂开来或简单对立起来；二是良好的生态环境（“绿水青山”）在一定条件下或经过适当渠道路径可以转化成为经济发展成果或优势（“金山银山”），因而探索适当的转化路径和机制至关重要；三是随着我国经济总体实力的不断提升和现代化发展阶段的变化，我们正在具备越来越有利的物质经济条件与社会文化环境来改善我国的生态环境质量和生态系统多样性与安全，让祖国的绿水青山变得更加宁静、和谐、美丽。

基于上述认知，新时代的领导干部要更加自觉地把“两（座）山论”运用到自己的日常领导工作特别是经济工作之中。一方面，要牢固树立抓经济建设和抓生态文明建设都是自己的职责所在、使命所在、初心所在的正确政绩观，因为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优美生态环境需要都是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重要目标，都是各级领导干部的神圣职责。一般来说，进入新时代之后，广大人民群众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及其满足会成为越来越迫切或突出的问题，但这绝不意味着，对人民群众美好（基本）生活需要及其满足的关注用心就变得失去意义，尤其不能做出无意或故意制造二者对立的不明智之举——比如北方少数地区为了完成年度减碳指标而禁止普通群众冬天燃煤取暖。另一方面，要大力加强对执政党领导经济建设规律、经济与行政管理科学知识、自然生态科学的系统性学习与自觉运用，努力做到在推动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保持和促进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关系的统筹协调，也就是推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新格局。

这里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必须强化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敬畏生态”意识。所谓“敬畏生态”意识，首先是新时代领导干部的环境哲学与伦理价值观念的认知水平和自觉自律的问题，也就是一种领导干部素质和觉悟高低的问题。这并不是要求每一位领导干部都去阅读一本环境哲学或伦理学名著，然后可以做到侃侃而谈、长篇大论，而是必须要把党的十八大报告、十九大报告、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5.18”讲话等重要文献中的相关论述学懂弄通、落到实处，比如“尊重自然、敬畏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等。与此同时，这种敬畏生态或尊重自然的意识要贯穿于自己领导工作中的政策决策与落实，无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和重大项目还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治理工作，都必须首先考虑到它们可能会带来的自然生态影响和自然生态系统本身的科学规律，而且必须始终铭记，人类社会对于这些方面的认知水平及其预判能力都还（将）是有限的，因而必须给大自然留下足够的自我修复空间和余地。

必须指出，许多人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是与大自然作斗争而不是什么和谐、妥协或敬畏，这其实是一个误解或曲解。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确更强调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多维度辩证统一关系，但和谐统一始终是它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最高目标追求，而且认为社会关系的社会主义替代或重构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因而，强化敬畏生态意识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主观认知上的冲突或对立——强调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就无法满足人民的发展需求，而满足人民的发展需求就必须付出生态环境上的一定代价。其实，这本质上仍是未能理解“两（座）山论”精神实质的一种表现。从一种更宽阔的视角来说，现实中的大量“绿水青山”本身就有着对于人类而言的不可估量的生态安全价值、经济社会价值和精神愉悦价值，是不能或不需要转化为物质财富意义上的“金山银山”的，或者说，这些“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同时，人类所有的物质财富创造或直接或间接都离不开某种形式的自然生态元素或环境，因而必须充分考虑到这种转化过程可能带来的负面效果或风险，以防威胁到物质财富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生存生活。换言之，这两个方面都是既与敬畏自然生态意识、也与人民至上的发展目的紧密相关的，只要将某一方的立场全面贯彻到底，就会达到与另一方立场的兼容统一。

4.在新发展阶段尤其是“双碳”大背景下，领导干部应从哪些方面提高推动绿色发展的能力水平？

郇庆治：作为新时代的领导干部，一方面，要从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进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高度，来认识国家“双碳”战略及其实施所带来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必须明确，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已经是列入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重大战略，因而是届时必须完成的政治目标与任务。因而，无论从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战略部署的角度还是争取各个地区、行业在这一重大战略实施过程中形成新发展优势的角度，都必须积极加入到这场已然开始的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大潮之中，可以说动手越早越主动、徘徊观望越久越被动。另一方面，要从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视野，来理解国家“双碳”战略及其实施所带来的发展机遇与挑战。随着世界各国陆续公布其落实《巴黎协定》目标的“双碳”时间表，“碳达峰、碳中和”已成为国际环境政治合作与博弈的主战场，世界主要大国或区域集团都希望争取到自身的话语权或影响力。我国既要继续捍卫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基本发展权益，抗拒少数西方发达国家的霸权主义做派，也要通过更加主动深度的参与实践，来逐渐扩大在整个国际环境治理制度体系中的引领作用。因而，即便不考虑来自国际社会的更大压力，我们也需要对于“双碳”战略及其实施采取不断增大的推进力度。

除了理论认识水平的提高，更为关键的是领导干部自身能力的培养与提升。这其中，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上的能力素养是同等重要的。在宏观层面上，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必须着力于增强统筹全局、胸怀天下的气场和能力，从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的视野、从“五位一体”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来规划与推进省区或部门的“双碳”战略；在中观层面上，领导干部尤其是中层干部必须着力于增强协调推进、全国一盘棋的气度和能力，从绿色高质量发展整体推进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转型的层面，来科学布局与推进地区或行业的“双碳”战略；在微观层面上，领导干部尤其是基层干部必须着力于增强专业知识、行家里手般的素质和能力，从区域或行业战略举措和国家政策执行的层面，来高效落实与切实推动企事业单位或社区的“双碳”战略。这当然不是说，领导干部都需要成为碳交易场所中的职场操盘手，而是说，必须在推进“双碳”战略及其实施的实践中增强自己的环境治国理政才干与生态文明建设领导能力。